我是1979年9月进入河南大学（那时还叫“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当时系里的几位老先生——像于安澜①、任访秋、高文、华钟彦、王梦隐、吕景先等，都年事已高，不再给本科生上基础课了。偶尔开个讲座，同学们都早早跑去占座位，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记得二年级下学期，有一次于安澜先生开讲座讲国画欣赏，我去听了。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于先生。

先生高高的个头，微黑透红的脸堂，双目炯炯，善气迎人。一身黑色的中式裤褂，一口地道的豫北方音，其话语平直中不乏典雅，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淳厚而又慷爽、质朴而又颖慧的学问家。哦，这就是于先生啊！入校不久就听说，于先生书画俱佳，其画以山水见长，字则以篆书闻名；所收藏的书画作品不少出自名家之手。那天于先生点评的是某名家所绘的残荷。画张挂在黑板上，先生时不时转过身去，用教鞭指着画中的某一区，说此处如何如何、彼处如何如何；又说与这幅画相比，某某人的残荷又是怎样怎样的一个格局……。可惜我一点不懂绘画，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因而对先生的评点印象并不深刻。后来就再没有听过于先生的讲座，也没有机会接近他。

临毕业的那个学期，我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汉语史专业训诂学方向的研究生，初试通过了，马上要去复试，可我对导师杨潜斋先生的有关情况一点都不了解②，心里不免有些不踏实。这时候，古汉语教研室主任董希谦老师告诉我，于先生与杨先生曾经在武昌一起共过事（1950至1951，于、杨二位同在武昌教育学院任教），我可以先去拜访一下于先生。踌躇过几次，但终于没有去。我没有勇气去打扰一位大学问家。

1983年9月，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跟杨潜斋先生读训诂学。十月下旬，中国训诂学会在扬州开学术研讨会。杨先生是训诂学会副会长，我们同门的几个师兄弟跟随先生去听会，也算是陪侍。很巧，于安澜先生和河南大学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的赵天吏先生③、李建伟老师（77级师兄，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在会上。开幕式上，于先生、杨先生和胡厚宣先生、周祖谟先生等几位都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大会主持请于先生作了发言，自然仍是一口地道的豫北腔。第二天下午，杨先生说要到住处看望老朋友安澜先生，也让我们一同去见见。师兄弟几个自然非常乐意，在我更是求之不得。

阔别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在会议上相逢，自然是格外高兴，特别是于先生，说话的语调显然比平时高了许多。杨先生温文尔雅，谈吐幽默，开口必称“安澜老”；于先生虽然年长几岁，但逊让不已，一句一个“杨先生”。二位老人彼此嘘寒问暖，说了一些别后的各自情形，都感慨岁月如梭，人事沧桑。赵先生一旁也不时地插上几句，室内笑语欢声，气氛热烈，在一旁的我们也深受感染。

赵天吏先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那篇习作《巩县方言本字考》，赵先生还给打了个优秀。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他老人家！我向前去问了好，赵先生又叮咛勉励了一番。道别的时候，于先生、赵先生一同送了出来。赵先生拉着我对于先生说：“这是咱的学生，叫张生汉，现在是杨先生的研究生。”于先生听说后，笑眯眯地看着我道：“这事儿我还不知道！能跟杨先生念书，是你哩福气！杨先生学问好，外语也好，眼界高——这一点赶我强，他比我多一只眼，我不能看外文。你跟着杨先生要好好学，好好用功！”

杨先生再次回身拱手，请于、赵二位留步，才带学生们往住处走去。

没走几步，我忽然想起原拟定的事没有落实，又折回来，追上于先生他们。于先生看我又回来，笑眯眯地问：“你有啥事？”

“我，我、我想要……”

先生看我红着脸，嗫喏半天也没有道出想说的话，把脸一仰，莞尔笑道：“呵呵！不用说了，想叫我给你写幅字儿，是不是？”

看先生那副慈爱和煦的神情，我开始的那种拘束已经没有，忙说：“是，是！就是想要您的字。”

“呵呵！”先生又粲然而乐，“那不是啥难事。写，我给你写。”

得到这句话，我刚说“我去买纸——”，被于先生一把扯住，说：“哪还用你买纸哩？我那儿都成纸了！”然后问道：“你想叫我给你写点啥？”

“都行，都行！写啥都行！”

先生又道：“敢问你大号咋称呼？”

我又一脸懵懂，说：“我没有别的字、号，就是张生汉。”

先生笑眯眯、慢悠悠地说：“那——那咋给你写哩？款上总不能就称名儿吧。”

哦，是了！早听人说，于先生对于求字的，几乎是来者不拒，有人说连明伦街上摆摊的都有于先生的字。这话虽有些夸张，也足以说明他施惠之普遍。也有人劝他：“于先生，您的字虽好，也不可谁要就给谁写，写得多就不值钱了。”先生总是呵呵一笑：“本来就不值钱。我喜欢写，人家喜欢看，两得其便，何乐而不为！”大家都知道，于先生给人写字，从来不收润笔，那贴纸贴墨亦是常有之事。不过有一样，凡求字者，先生必问其名、字或别号，若只有姓名、没有字或者别号，先生是不写的。原来，旧时读过书的人，都有名有字，不少人还有别号；人们交往，是相互称字或者别号的，即便长官对下属、长者对后生，也概莫能外，直呼其名则被视为对人的大不敬。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于先生总是说：“没那规矩儿啊。咋敢直呼其名嘞？不中，行不得！”因此遭拒的也就不是一两个。

我看于先生一副认真的样子，生怕有变，不免有些着急了。这时候，赵天吏先生在一旁发话了：“咱自己的学生，变通变通，就直呼其名也罢。于先生也不必拘礼！”赵先生一言缓颊，情形立刻乐观起来。

“呵呵，那……那中！那就称名儿吧。”于先生又问道：“府上是……”

我未及开口，赵先生代答道：“巩县。”

听说我是巩县人，于先生谈兴又高起来：“恁巩县有个赵荫棠④，是做音韵的名家，当年在北大当研究生，跟着钱玄同先生学声韵学，是个学问人。那年日本人占领北京，他没得走；还跟鲁迅打过嘴仗，成了汉奸坏分子，解放后就给弄到大西北去了。他藏有不少好书，可惜死后都流散出去了。其实也是苦出身，搁家的时候曾经靠推车卖煤维持生计，他不容易。”

关于赵荫棠我还略知一二，他的《等韵源流》是学习音韵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但至于他年轻时候曾经以卖煤为生的事，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想于先生应该是确有所本的。打那以后，于先生记住了我是巩县人。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见到他时，还常常和我聊起关于巩县人文掌故和山川形貌的话题。后来我才知道，六十年代四清运动期间，于先生和当时中文系的几位老先生在巩县参加过劳动锻炼，对那里的情况多有了解。

接着先生又问我读过什么书，有没有看过《说文》之类。

惭愧得很！我只好如实说，除了课本，其他专业书籍特别是古典文献我看得很少，《说文》看过一点，也大半似懂非懂，没有什么收获。

那一会儿，先生谈兴不减，话题一转，又说起潜斋先生：“杨先生家学深厚，非一般人可比。他家太先生进士出身，做过翰林院编修，后来出任湖北书院（实际上是“江汉书院”）山长，也是晚清湖北哩一个名家⑤。杨先生自小耳熏目濡，旧学功底厚，外文又好，先是在中央大学、后来又到南开授课，胸次不一般。跟着杨先生你要操心学哩！”

说实话，此前关于潜斋师我知道得很少，于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心里既兴奋又担忧，能跟着杨先生读书自然是人生一大幸事，但自己资性不敏，底子又薄，年龄也大了，要读得好怕不容易，先生若不中意，岂不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教诲！

于先生似还想说什么，赵先生一旁对我说道：“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去陪杨先生吃饭了。”我这才谢过二位先生，转身离去。

自扬州会议返回武昌大约有十来天，我收到了于先生寄来的挂号信。拿来一看，原来是一旧牛皮纸信封又糊上一层作封面，上面是竖款繁体行书小字：

寄 武昌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 研究生

張生漢 同志親啟

自開封河南師範大學中文系 于

我拿着信封，激动得手直抖，急急打开，内里是一对条幅；展开来，两联清逸古雅的篆書让人眼前一亮。是于先生的手迹！

水殿風來（蘇东坡洞仙歌）冷香飛上詩句（姜白石念奴嬌）

芳徑雨歇（史梅溪谒金门）流鶯喚起春酲（高竹屋風入松）

再细看，上款行书小字题曰“生漢學棣補壁 錄飲冰室集宋人词句 ”，下款题“八五年小满節 于安瀾书於汳垣 时八旬有三”。上联钤有两枚印章，一为“民国前十年生”，一为“豫滑于氏”；下联有三枚，依次为“于海宴印”“安澜”“安澜八十以后作”。可谓朴雅清隽，疏密有致，书卷气十足。同门的几位同学也围上来观赏，都赞叹不已；羡慕之余，又都后悔当时没有向于先生求字。

评品过后，大家对题款上的称谓不甚理解，于先生怎么称学生为“学棣”，而且还是“棠棣之花”的棣？一次听完课，我就此事请教杨先生。先生指着我说：“你呀，没好好读书！《小雅棠棣》不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后人以‘棣花’指称兄弟，乃取典于此。至于老师称学生为‘弟’，以前都是这样的。老师、学生，合称‘师弟’，不像现在称‘师生’。”杨先生又问于先生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就把听到的文革期间于先生挨批斗、戴高帽游街以及相关的一些逸闻趣事讲给杨先生。杨先生说：“像于先生这般豁达的人不多，那种年月好多人没有活下来。是个好人，实在人！这样的人都长寿。”

先生这样讲，是有感而发。十年动乱期间，他住牛棚、挨批斗，饱受凌辱，师母和他家大儿子先后死于非命，老师能挺过来，也实在不容易。

于先生所赐的篆联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找人装裱过，也没舍得挂出来。直到去年暑假搬到西区22号院，我才拿出来悬于客厅。这是我家一宝。

研究生临毕业，潜斋师给我写了幅字，款题“生汉贤弟玩吟”，也以弟相称。这是我家的又一宝！

（1983年10月中国训诂学研讨会扬州会议四老留影

左起：胡厚宣 杨潜斋 于安澜 朱季海）

注释

①于安澜(1902-1999)，名海晏，字安澜，后以字行；河南滑县人。1920年考入省立卫辉中学学习，得到时任国文教员的范文澜的赏识。1924年毕业时被保送到河南大学的前身——中州大学预科继入文史系学习，得到到冯友兰、嵇文甫、郭绍虞、董作宾等名师的指导。1932年夏，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潜心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1936年，其学术专著《汉魏六朝韵谱》由北平中华印书局出版，国学大师钱玄同、闻在宥、刘盼遂等为之序，王了一（王力）亦撰文予以评论，盛赞是为“传世之作”。1937年夏，其所编纂《画论丛刊》在北平出版，由齐白石题写书名，反响甚钜。由是于安澜与《书画书录题解》的作者余绍宋、《美术丛书》的作者黄宾虹，被称为美术史论界影响深远的三大家。其他著作还有：《画史丛书》《画品丛书》《书学名著选》《古书文字易解》《诗学辑要》等。1946年于安澜任教于河南大学；1950年始，曾先后在武昌教育学院，新乡平原师范学院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又回到开封师范学院（即河南大学）。

②杨潜斋(1910-1995)，字永光，湖北江夏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原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早年就读于湖北省立国学馆，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恩施湖北师范学院、天津南开大学、湖北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任教。讲授声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语言学概论等课程。于古音学研究有独到见解，1940年提出分《诗经》韵为三十二部；在甲骨卜辞考释方面颇有创获。著有《古韵隅论》《离骚义征》《文字结构的表态分析》《声韵学十讲》《卜辞稽疑之一--释冥》、《卜辞稽疑之二--释虹》等。

③赵天吏（1912-1986），字理之，武陟县东安村人。当代语言文学家，河南大学教授，原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古汉语研究室主任；中国语言学会、中国训诂学会理事，河南省语言学会副会长。193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后留校任教，潜心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教学和研究，在《诗经》韵例、上古汉语声纽及声调的探讨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发表的论著有《说文声类谱叙例》、《诗经的韵律、韵部和韵字》、《古音通假的条例以及通假字的读音问题》、《释德》、《说龙》等；曾参加由国家统一规划的《辞源》修订、审定工作，被聘为河南省《辞源》修订组顾问。

④赵荫棠(1893-1970)，字憩之，河南省巩县人。著名音韵学家。1924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32-1939年，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解放后曾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1970病逝于原籍巩县。著有《中州音韵源流考》《中原音韵研究》《音声纪元述要》《明清等韵之北音系统》《等韵源流》《等韵源流后记》。赵荫棠在日伪时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并涉足文坛，发表小说、散文多篇，被视为汉奸文人。赵早年与鲁迅交往密切是实，不过于先生讲他曾与鲁迅“打嘴仗”，不知根据什么。

⑤杨潜斋先生的父亲杨承禧(1858～1935)，字致存，又字疐庵，别号健庵居士，江夏（今武昌县）人。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后丁忧回籍任江汉书院山长，两湖书院分校教授。1890年出为四川侯补道。辛亥革命后，任黎元洪总统府参议。工诗文，著有《疐庵集》三十卷。主持编修《湖北通志》，并编有《湖北清代文征》五十卷。

作者简介

张生汉，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语言学会会长，1996年11月至2006年10月任文学院院长。

（此文来源河南大学文学院微信公众号“我在河大读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