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我的大学》，但他笔下的大学是十九世纪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大学，是充满令人悲伤和无法逃避的大学。而我的大学，则是二十世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百年高等学府河南大学，是中学时代梦寐以求，又百般努力实现梦想的大学。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的大学生活平凡而又充满诗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翻开那些已经发黄老照片的时候，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情景记忆……

01 梦想启航

我来自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贾峪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当时那个时代，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改变命运的机遇似乎只有两种：一是参军，二是考学。前者，我曾经尝试过两次，均为应征空军地勤人员，在“平衡觉”检测时被淘汰掉；第三次报名应征陆军，在家等待多日不见消息，后来得知，村干部看我是读书的料，就没有通知我去体检，因此与军人无缘。后者，是我的梦想，也是唯一可以由自己把握的机遇。我当初想做一名农村民办小学教师，有工资，还能挣“工分”。没想到，我上高二时即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看到身边的学兄学姐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校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我甚是羡慕，觉得机会来了，下决心要拼一下，参加高考，做一个能吃“商品粮”的教师。我所在的西沟生产队从没出过大学生，生产队长很支持，不再给我派农活。家里人更支持，当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一个姐已婚，两个弟尚在读书，所有农活都由父母和大哥扛着。

就这样，1978年高中毕业那年及回读的1979年，接连两次参加高考，分数都挂上中专线，也如期填报志愿，心想上个荥阳师范学校都很知足，结果都没有被录取。接下来，就是暗自下狠心三战，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容许我无休止地考下去，这是最后一战，只能背水一战。1980年第三次参加高考，500分的卷子考到355分，至少在贾峪高中算是文科最高分，老师、家人都很高兴。在填报志愿时，一位曾在开封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大学）读过书的老校长对我说，开封曾是宋朝国都，有很多名胜古迹，如铁塔、大相国寺、龙亭等，开封师范学院刚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新增一个学校教育专业，第一年招生，估计报的人不多，将来也好就业，建议我报一下。按我的分数，可以填报一个省外更好的学校，听老校长这么一说，我心动了，决定填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报完志愿，我回到家里，每天都跟父亲一起出去做农活，没有焦虑过是否被录取问题。有一天下午，刚到地里给玉米施肥，就听到两里之外，母亲在门口山坡上的喊叫声，借助风力，能听清楚在喊我回家。还没到家门口，就看到高中教我地理的李子静老师在路边等着我，他高兴地对我说：“国权，你被河南师范大学录取了。”原来，他是来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此时此刻，感到幸福的不只是我，还有老师和家人，甚至路边的小草都在向我频频招手微笑。一些街坊邻居得知后，也都前来道贺，送鸡蛋的，提果子的，甚至还有借机来提亲的。

入学前，家人给我准备了住校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如被褥、衣服、鞋子、鞋垫、袜子、茶缸、碗、筷子、脸盆、热水瓶等。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还拿这么多东西，父亲不放心，坚持要送送我。我们一起先坐长途汽车到郑州，又转市内公交到火车站。因为学校在开封火车站设有接待站，只要坐上火车就好办啦。父亲帮我把行李提上火车，因为人多，他还没有来得及下车，车就开动了，只好辛苦父亲在郑州东站下车再坐回去，分别时，我塞给他5毛钱作为乘车的费用，他硬是不接，说兜里还有一些，够用了。

火车是慢车，站站停，从郑州站到开封站，足足走了两个小时多一点，但入校之心似箭。到站后，背着大包，提着小包，随着人流往外走。一出站，就看到学校的接新生横幅和大公交车，还有一位中年老师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在不停的广而告之，年轻一点的，应该是学长，笑着走向前来帮我往车上放行李。车从直对图书馆的南大门开进校园，停在大礼堂前面。各个系都有师生在那里等着接待，教育系是恢复建系第一年招生，没有学长，所以接待我们的是办公室的年轻老师，还有我们的辅导员王敬业老师。

当时，因教育系刚刚恢复，各项工作都还没有完全到位。教研室是在东斋房，资料室在小礼堂南边的一排红瓦平房里，今为行政楼前的一片小树林，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在西一斋，办公室在一楼，男同学住在三楼，女同学和辅导员室都在二楼，我和乔建华、孟宪乐、边天西被分在三楼中间靠北的房间。第二年81级同学入校后，教育系办公室、教研室都搬到了十号楼，学生都集中在学二楼居住。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伴随着教育系的恢复招生开始了，同时启航的还有我的梦想！

02 用心学业

作为学生，第一要务就是学习，前三年主要是课程学习。教育学分支学科及边缘学科没有现在这么多，因此公共科目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除英语和体育课外，还开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品德、大学语文、文选与写作、现代汉语、普通逻辑、形式逻辑等。印象最深的是历史系赵世超老师所讲的《中国古代史》课，他史学功底深厚，语言表达能力超强，史料运用自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一种听评书的感觉，每次上课，恁大的教室人满为患。后来他去川大读博士，又到陕西师大任教，做过陕师大校长，再也没有机会聆听他的“金课”。教英语的巴遂义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听起课来感到很轻松，只是在他提问时，我会有些紧张，毕竟入学时的英语是从26个字母的书写、发音开始的，跟从城市里来的同学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毕业时考研就栽在英语上。后来，因评职称又恶补过英语，但水平也没有多大提高，2014年考博时，还是日语救了我。

因为教育系刚刚恢复，专业课教师的年龄偏大，但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很敬业，从备课、授课到批改作业等都一丝不苟，从作业的批注中，既能看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又能看到自身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当时，所有的老教授及后来评上高级职称的老教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如：陈梓北教授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给我们讲《小学数学教材教法》，当时虽年近八旬，讲起课来绘声绘色，说是讲，还带有节拍和韵味，我们都会高声喊着“一百一十一呀”“二百二十二呀”来配合他演示珠算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孟宪德教授曾留学瑞典及法国，通好几种语言，给我们讲《外国教育史》时，他从不看教案而娓娓道来。王汉澜教授给我们讲《教育学概论》和《教育统计学》，他有大家风范，语言严谨，富有启发性，有不少本科生在他的影响下而撰写甚至发表多篇的学术文章。凌培炎教授给我们讲《普通心理学》，从理论讲到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让我们感到心理学距离我们如此的近，在我们身上无时不在发生着各种心理现象；他几乎每天都到教研室去，向他请教问题很方便；他主编的《河南心理学通讯》，发表不少我们学生的文章。王丕教授给我们讲《教育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他理论功底深厚，很有思想，善于表达，为人谦和；他讲起课来语言很风趣，思维很开阔，既能顶天又能立地，还经常邀请我们同学到他家聚会，我们还都是荥阳老乡，对我来说也相当于开封的第二个家了。孙应康教授给我们上《儿童心理学》课，经常以他一直追踪研究的一个超常儿童张肖剑为例，让我们感受到学术研究并不遥远，关键在于用心和有努力的方向。赵天岗教授给我们讲《教学论》，他讲课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很接地气，常组织我们到七号楼的电教馆看特级教师的授课录像，以及到小学进课堂听特级教师讲课，包括他爱人、开封铁路小学特级教师魏老师的示范课，看完、听完后还要分组讨论，更要写作业，理论与实践达到高度融合，为日后小学教学实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给我们上教育史课的老教师比较多，除孟宪德教授外，还有刘锡辰老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程合印老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苗春德老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以及史保生老师的《外国教育史》等，正因为他们的传授和引领，才打下我从事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

还有一门《电化教育》课是我们喜欢上的，刚来的年轻教师侯宝顺老师负责我们具体操作。我们的脖子上会挂着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海鸥相机，用黑白胶卷，每卷可以拍12张照片，每组就发给一卷，资源很有限，我们会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找好位置后再拍照。拍完后，就在暗室里冲洗胶卷，形成底片。等底片晾干，接着就是曝光，在显影液里显影，等影像清晰后再放到定影液里定影，然后就是晾干。实验室还有一台8毫米的电影放映机，有屏幕、有影片，我们还学会了如何操作放电影。小时候常常跑到较远的地方看电影，觉得很神奇，没成想自己也学会了放电影的基本程序。

在努力完成课程学习任务的同时，也会充分利用所学专业知识来磨练和提升自己。如：主要参与十号楼教室内墙报、学二楼一楼黑板报的组稿和版面设计。当时的教室是各班级专用的，我们会从系办公室领取纸张和笔墨，写好后就张贴在教室后面，每个学期会出二至三期。黑板报是用粉笔书写的，几乎每两周一期，虽然版面不大，但工作量不算太小，有时稿子不够，就自己撰写，或从书本杂志中来选择一些专业知识或生活常识。教育系也有学生社团，如“教育学研究会”“德育学社”等，也会不定期地在指定的校园建筑物墙壁上办墙报，我也积极参与其中，包括撰写、张贴等。行政楼里设有“校长信箱”，鼓励师生为学校发展提建议，我就壮着胆子，给李润田校长写了一封信，关于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塞进信箱。有天下午五点多我回到宿舍，同寝室的年级长乔建华告诉我说，李校长下午到寝室来找过我，说我提的建议很好，表示感谢，遗憾的是我当时在教室里看书，未能跟校长见上一面。1983年“六一节”之际，我还鼓动年级同学捐款，给河大幼儿园小朋友购买节日礼物，记得筹集了11.5元钱，买了一些玩具和书籍。通过幼儿园的魏家恩老师联系安排，就在节日当天，和吴长运、乔建华、赵菡等捐款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幼儿园去参加“六一节”活动，幼儿园还举办一个简单的赠送仪式，当小朋友为我们带上鲜艳的红领巾时，顿感自己年轻不少。

还有很难忘的，就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在老师的引领与指导下，同学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如程晗在做“智力学”研究，袁朝云、孟宪乐等搜集古今中外教育名言录，乔建华、侯贵宝在《河南心理学通讯》上分别发表《浅谈感知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记忆及其培养》等文章。81级的郭戈同学更为突出，本科期间就发表十多篇文章，辅导员王北生老师还组织全班同学编写《新技术革命与教育改革》《中外教育统计资料》及《心理学家小传》三本书稿等。我也暗自尝试着查资料写文章，还将一篇习作拿给王丕教授、凌培炎教授来看，他们提了不少修改建议，在多次打磨后，《三岁前儿童语言发展的特点与教育》一文发表在《河南心理学通讯》1983年第1期上，接着就广泛搜集有关后进生教育方面的材料，形成近20万字的《后进生教育资料选》，都是手抄而成，还异想天开地将书稿先后寄给两家出版社，幸在出版社编辑很负责任，不仅回信说明不出版的原因，还将书稿退还给我，这让我甚是感动，不然，所有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虽然没有出版，但手抄本至今还保留着，每想起这件事，还是蛮开心的。

《河南心理学通讯》1983年第1期刊登我和乔建华、侯贵宝、郭戈四位本科生的文章

大三下学期和大四是最忙的，主要有小学实习、中学见习、师范实习和毕业论文等。

小学实习是在大三下学期，结合小学语文和数学教学法课进行的，为期六周，任务是听课、讲课和兼做班主任工作。我被分到河大附小数学组，由附小教数学的张坤老师具体指导，他人很谦和，我在学二楼住，他在学一楼前边的排房里住，还到他家蹭过两次饭。我负责四个课时的教学，从听课、备课、试讲、讲课到批改作业，张老师都毫无保留地细心指导。初次登台给小学生讲课，后面还坐着听课的同学和指导老师，难免会有些紧张。好在备课充分，经过多次试讲，所有要讲的内容都“背”了下来。因为还兼职班主任，原班主任也很放手，这些孩子们也知道我带他们的时间不长，彼此之间没有多大距离感，相处甚欢。为鼓励表现好的学生，我时常会买一些书签、笔记本等作为奖品送给那些孩子。实习结束那天，他们个个哭得像小泪人似的。

中学见习是在大四上学期开学之后，系里安排我们到西平县杨庄高中和洛阳一高做为期两周的教育见习，由谢励武、王非两位老师带队，随队的还有刚留校不久的汪基德老师。首站是杨庄高中，当时是河南省首批重点高中，全国教育先进单位，校长尹世权也是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在高考升学率上远近闻名。因路途遥远，还要带行李，学校直接派车将我们送了过去，住在杨庄高中的学生宿舍里面，吃饭是在教工餐厅。尹校长主持召开欢迎会，安排布置一周的见习工作，主要是进课堂听课，然后在一起评课和分组讨论，还要写见习日记。期间，曾组织我们到附近的两所小学去参观，真正见识了农村小学设施的落后，那就是“土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土孩子”。学校附近还有一座1975年8月决堤之后尚未修复的水库，只看到决堤的横切面，大概有百米宽，库底种的都是玉米和大豆，想象不出决堤后给附近村民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一周之后，我们打点行装，在西平火车站乘车前往洛阳一高。当时我们人多，不好买票，便分乘两列火车，到洛阳一家旅社安置好后，差不多都深夜十二点多了。洛阳一高前身是1904年所建的河南府中学堂，也是当时利用庚子赔款所建的全国100所中学之一，曾被胡适视为中国最好的20所中学之一，河南省首批重点高中。在洛阳一高也主要是听课，然后，带队老师会组织我们在旅社分组讨论，期间也到龙门石窟、关林及白马寺参观。此次教育见习，既看到当时河南最好的中学教育，又亲眼目睹最简陋的小学校园，其收获远非读一两本书籍所能比。诚然，平日吃饭、乘车、游玩等，使得同学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机会增加不少，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情谊，最开心的莫过于那而今已是老夫老妻的五对情侣。

师范实习也是六周时间，在春季开学之后进行，我被安排在大梁门外的开封市第二师范学校，谢励武老师带队，戴国明等老师也前去指导试讲。虽二师距离河大并不远，但交通不便，自行车都很少，也为保证实习效果，学校要求全部住二师实习。我们带上几乎全部家当，学校派车将我们送到二师，住在学校东南角沙土丘上的平房内，记得 12个人一间。房子不大，很简陋，门窗也不严实，周围基本上都是农田，只要刮风，长夜呼啸，沙尘飞扬，早上起来一看，桌子上和被子上都是薄薄一层沙子，因此睡觉时需要蒙住头才行。实习任务如同小学一般，要听课、讲课和兼职班主任。我所带的是民师班，学生年龄偏大，小于我的不多，原班主任是河大地理系毕业的王老师，容易相处，班也好带，有什么事情只要给班长一说交代就搞定了。但重要的是如何跟学生相处好，因年龄不差上下，很容易沟通，白天会在一起打球，晚上会在宿舍或操场上聊到半夜。对我有挑战性的还是讲课，因为是专业实习，要讲专业课，或者心理学，或者教育学。教学任务也不重，每个人讲两节新课，没有重复课。我承担的是教育学课，讲学校管理中的体育卫生部分，理论知识以中师教育学教材为主，然后搜集挖掘一些案例。为讲好课，试讲的过程是艰苦的，先自己把握时间和进度，然后组织集体试讲，老师听，同学听，根据他们的建议进行修改和完善，尤其是板书、肢体语言、师生互动等都要设计到位。教案完善后，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当时系里提供有收录机，可以自己录、自己放，尽可能做到下课铃一响，最后一个问题讲完。我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第一节和第二节，头天晚上，当同学从教研室回到宿舍休息时，我都是一个人在教研室，用收录机讲一遍听一遍，听一遍再讲一遍，直到早上五点四十，洗一下脸就到操场上跟学生一起跑操，然后吃饭，接着上第一节课，或听一节课后接着上第二节课，两节课都那么准时，课堂作业布置完毕，下课铃就响了。虽然累，但很佩服自己的执著。上完课，困得要死，赶紧跑到宿舍大睡一场。如此努力也没有白费，如同小学实习一样，老师给我最好的成绩。

大学的最后一项功课，就是做毕业论文。我的选题与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关，在戴国明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原著，如《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提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育论著选等，还读过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和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等，写有大量的读书笔记，然后梳理、思考、建构论文框架，得到戴老师的同意后，初稿就写到三万多字。因为是手写，修改一次，就要重抄一次，抄一次需要两三天时间，有时候为赶时间，写得手发麻，却苦中有乐。定稿誉写时，是用每页300个格的稿纸，写错了就会撕掉重写，百页的稿纸足足用了两本，应该是同学中字数最多的一位，从质到量都不算差，给四年的大学生活一个圆满的交代，也获得了导师的认可，毫无疑问给的成绩是“优”。毕业留校后又趁热打铁，修改、压缩至5000字，有幸被福建省教科所的《教育评论》看中，安排在1985年第4期第一篇刊出，从此正式步入教育科学的研究领域。

03 达标训练

入大学之前，从小学到高中，在校从事最多的体育活动就是跑操和做广播体操，在家几乎都要干农活，从没有在田径及肢体训练上有意识地锻炼过自己。入校后，教育部要求大学生除体育课外，还要在百米、引体向上、跳远、负重长跑等项目上达标，不达标不能毕业。系里为帮助我们同学在两年内全部达标，专门从体育系聘请谢庆安老师指导我们训练，几乎每天早上和下午，他都会出现在操场上，手里拿着秒表和花名册，既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逐个项目、逐个同学指导和测试，直到所有同学、所有项目都达标。其实，谢老师不仅仅是负责我们体育达标，还指导篮、排球队训练以及学校运动会之前的准备训练等，所以那几年，虽然教育系学生最少，却能在女子排球上干过学生最多的第一大系中文系，获得过全校女子排球冠军，谢老师功不可没。跟谢老师接触多了，我们亦师亦友。记得1981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决赛在即，举国都很关注这一决赛，我们同学苦于没地方看，谢老师知道后，就邀请我们到他西门外的家里去看，他提前泡好茶，切好西瓜等着我们，开场后还不停地给我们解说赛事规则，此情此景，其乐融融，更为中国女排夺冠而彻夜难眠。

在达标的项目中，运动量最大的就是负重长跑，记得男同学负重五公斤、跑10公里，女同学是四公斤、跑8公里，听说要往黄河方向跑，还能看到黄河，大家都很兴奋，充满期盼。大概是在1981年的4月份，当时已春暖花开，我们在西一斋楼下整装待发，个个精神饱满，谢老师手里还拿着发令枪，枪声一响，男生抢先跑到前边，女同学紧随其后，在前边引路的是教我们体育课的袁老师，谢老师负责女同学，辅导员王老师骑着自行车跟着我们，车上载着部分同学的衣物。我们出学校西门、开封城墙北门，顺着开柳路一直向北跑去，一路上，同学之间相互鼓励，相互关爱，累了、跑不动了，几个人就坐在一起相互陪伴，缓冲一下，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到达设定地点后，谢老师和袁老师返回学校，我们解下负重包裹，更换衣服，与辅导员和女同学汇合后，集体徒步向黄河走去，来一次春游黄河。还没登上黄河大堤，就远远听到黄河咆哮的声音，甚是震撼。登上大堤后，不仅“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虚其名，且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直奔大海。

黄河南岸的码头挺多，人来车往，一片繁忙。辅导员带着我们来到一处大一点的码头，买好船票，乘坐一艘客货混装船，下面一层载有四辆卡车，上面一层坐乘客，在黄河水面上航行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北岸码头。黄河岸边的风很大，不断地卷起一些沙尘，但大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黄河，兴致盎然。大家选择一处多少能避点风的地方围坐在一起，一边说笑着，一边观赏着，一边享用着从学校带来的简便午餐，多是馒头加咸菜。大概停留一个多小时，又乘坐这条船返回南岸码头。当时从铁塔公园到黄河大堤有一路6路公交车，我和部分同学是挤上公交车回去的，个别没有赶上车的同学，据说是走回去的。第二天虽然个个腰酸背疼，甚至腿都抬不起来，不过，那只是暂时的，留在脑海中的那些记忆却是长久的，至今仍在发酵着。

04 俭约生活

我家经济条件有限，自我懂事起，就过着“贫困”中的简朴生活，谷糠、麸皮、杨树叶、刚落花掉下的小柿子、春耕时翻出来的烂红薯等做成的主食都吃过，也养成自己生活俭约的好习惯。

那时上大学是免费教育，没有学费和住宿费，学校每个月还给17.5元的生活费，其中11元兑换成菜票，6.5元兑换成饭票。饭票对接的是每月供应的35斤粮食，70%为细粮，可以购买白面馍及面条之类的食品，30%为粗粮，可以购买大米饭、小米饭以及玉米面制作的食品。享受免费，能大大减轻家庭负担。只是每个月的生活费及35斤粮食，对已经成年的我来说，有点捉襟见肘。部分有条件的同学，家里都会给不少的补贴，他们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让我感到贫富之间还是很有差别的。

每次离开家，我最多带上二三十元钱，不是家里不给准备，而是不愿增加家里的负担。毕业那年，父亲硬塞给我60元钱，这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大学讲师的一个月工资。从家里带的这些钱，要买教材、专业书籍、笔记本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如洗澡、理发、乘车以及少量衣物，记得第一次穿上皮鞋，还是在大四上学期。

为满足日常必须的开支，我只好在生活费上打主意，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菜票还可以兑换成钱。于是，几乎每天都吃最便宜的饭菜，早上和晚上以咸菜为主，中午会买一份1角钱的素菜，偶尔会买一份1.5角或2角的带点荤的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晚点去买饭，剩下的炸馍碎片，往往会5分钱一碗，卖不完的菜和稀饭，师傅也会多给一些。为此，都不好意思跟同学一起去买饭，更不想在一起吃饭，怕他们笑我寒酸，尽管他们都很友善。当时，有不少男同学每个月的饭票都不够用，而有些女同学每个月都用不完，辅导员开会时曾建议她们献爱心，为此我也得到王滨等同学的特殊照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能源危机。这样，每个月我能克扣自己的生活费三四元钱，一个学期就是十几元，可以办不少事情。也正因为这样，天长日久，身体消瘦不少，大三时因营养不良，患有中度贫血症，时常头晕、乏力，在医院输了好几天水才有所好转，从此再也不敢随意虐待自己了。

05 开心假期

大学期间和家人唯一的通讯方式就是写信，在学校发信方便，家人取信就比较麻烦，还要到三里外的镇上邮局去取。邮局会把信件放在窗口外的木板台子上，谁都可以看到，除非家人到镇上赶集才会去看一下，因此多是村人或在镇上读书的邻居家孩子带回去的。信息不畅通，最期盼的就是寒暑假，那个时候还没有小长假、黄金周之类的假期。记得第一个寒假回家，在郑州下火车后，坐公交车到须水镇，没有赶上回家的长途汽车，就和另外一个在中文系读书的同乡李志军，步行30多里路，到家时已经是夜幕降临，从学校到家整整用了一天时间。还有一次，天色已晚，从须水坐车到荥阳县城，住在79级数学系一个老乡家里，第二天下午才买到票回到贾峪。要是现在开车回去，也就一个半小时而已。

每次假期回到家，最喜欢也是最常做的三件事情：一是帮家人干农活，犁耧锄耙、割草积肥、挑水拾柴、平整土地等无一不晓，无一不做，凡是当年走过的、玩过的、流过汗水的、刻下记忆的地方，都会再走走看看，对我来说，除了赶农活外，更多的是一种回味和体验，一种乡情和乡愁，一种男孩子的担当，一种对家人的感恩。不然，我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家，找不到根，找不到灵魂安顿处；二是看望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对我影响大的、我特别敬仰的几位老师，都会找时间去看看，再听老师的教诲，同时也汇报学业上的进步与困惑；三是拜访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姑奶的儿子朱辰，应该叫他伯伯，曾在生产队和村里做过干部，有威望，有见识，平易近人，说话不紧不慢，平时在路上遇见，总会叮嘱我几句，所以拜访他最多。后来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一把故乡的泥土》，说的就是和他的故事。

那时候家里没有藏书，回家时会带上一两本书，但看得很少，几乎每天都在读“无字书”。也没有计划过出去旅游观光，一是没有“行万里路”的意识，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三是每天都有农活干。唯一的一次观光，还是坐着手扶式拖拉机，跟着大哥到郑州北郊老鸦陈修路工地送石子，卸完后往邙山黄河旅游区拐了一下，看了“黄河母亲”像，还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大黄河以及黄河上废弃不用的铁路桥。家里也没有电视、收音机什么的，每天过着几乎跟太阳一样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返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必定会跟父母在一起，喜欢跟父亲聊天，喜欢听他的叮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

这样的假期，平淡、简单，而又“傻乎乎”的开心。

06 缘本有果

进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包吃包住包分配，这是当时大学教育制度的白话写真，对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所以不存在就业压力。

按照分配原则，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应该回到郑州，当时从郑州来的只有我和李德俊两人，结果我们两个都没有回去。辅导员王老师和系主任张综老师，先后找我和李德俊谈话，说根据需要，要么留校，要么去位于新乡的河南师范大学。李德俊是我同乡，高中时他比我低一届。大四时他做过班上的团支书，也是党员，性格比较内向，觉得自己不适合留校做兼职辅导员，只想做专业教师。他率先选择去河师大，我则留在河大任教，兼八四级辅导员。

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在年级40名同学中属于中上等，比我优秀的如王定华、许绍康、刘金平都已考上研究生，适合做行政管理的吴长运、田俊芳、程晗、边天西分别去了省教育厅和省教科所，赵菡去了大象出版社等，刘济良、王变奇、王滨和我一起服从留校分配。虽然没有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公办小学教师，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幸运地走上了大学的讲台，还是河南省的最高学府，这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至今仍然觉得也是。

我的老师和我的四十位同学毕业合影照，后排右八为本人

就这样，带着一颗感恩河大的心，我与教育系结下四十年不解之缘，我陪教育系成长、强大乃至成为全国一流，教育系伴我度过青年、中年，又到老年。

如有来生，我还做河大教科人！

作者简介：

赵国权（1961-），男，河南荥阳人。教育学博士，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1980年入读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教育学系主任，现为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专业硕士生牵头导师，民盟河南大学委员会盟员，开封市政协常委。

来源：教科院恢复建系四十周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