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是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搞好统战工作，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团结党外知识分子，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做贡献，是党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作为一名政工干部，曾在“文革”后期(1972年2月全1974年9月)专职做过一段外事与统战工作：1990年2月至1992年5月在化学化工系担任党总支书记期间，也十分重视统战工作。这两个阶段中有两三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72年2月我被调到开封师院(河大更名前的校名)办事组，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学校职能部门设为办事组、政工组、后勤组，我在办事组分管外事和统战工作。

吴雪莉教授原是美国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服务的对象之一。随丈夫黄元波(郑州生物制药厂高工)来到中国，受聘在外语系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我们定期组织学习请她参加，同时对她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提高工资待遇、评聘职称以及其母亲道逊夫人留居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安排、照顾等问题,都给予比较妥善的解决。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从不适应到适应，而后到热爱上中国，为河大的外语教学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媒体报道吴老师每逢国庆悬挂五星红旗的事已深刻说明她对中国的真挚情感，这也是和学校党委长期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不仅我们党内的许多老同志受到冲击和迫害，党外的不少老知识分子也难于幸免，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打入“牛棚”。工、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后，逐步开始落实统战和知识分子政策 我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解决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或没收的所谓“四旧”物品的清退工作。在各系的积极工作和配合下，大部分物品被追回，退还给本人，有些丢失了，适当作价给以补偿。因此，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对清退工作表示满意，有的说:“没有想到还能失而复得。”

我记得当时最难办的是一位教授被抄物品的清退和遗属的安置问题。他是民盟开封市委主委、中文系系主任钱天起，属省级联系成员。被打入“牛棚”后受迫害致死，房子被造反派占用，物品和四架书籍失散，家属被赶走。落实政策开始后，经多方努力找回了一些物品和一部分书籍；对未找回的物品如铜床等作价进行补偿，一部分书籍，作价卖给了中文系资料室。 他爱人没有工作，虽然给了她一些补助，但生活仍很困难。这位教授是我们党的挚友，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他被迫害辞世而去，我们对他的遗属不能坐视不管，为长远之计，通过我们与开封市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共同努力，联系安排她到汴绣厂工作。但由于她年龄大不太适应刺绣工作，最后又费尽周折调到学校印刷厂做校对等工作。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校党委派我去化学化工系任党总支书记，当时的系主任是张仲仪老师，他是市侨联副主席，为人正直，敬业爱岗，我们在一起工作，合作得很是融洽和愉快。我认为对党外同志，要多看和学习他们的长处，要尊重和支持他们工作；工作一旦出现不足，要首先从自身找原因，然后要通过诚恳地交换意见加以弥补和改进。张老师退休以后，仍然关心和支持系里工作，特别是他捐助贫困学子的义举感人至深。他勤俭朴实、乐于助人的品格和精神境界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当时化学化工系物化教研室有一位年轻教师，是民革开封市委副主委。他教学工作很出色，课教得很好，是重点培养的骨干教师之一，组织要安排他担任顺河区文教卫副区长。我们实在不忍心放他走，但为了服从大局只好“忍疼割爱”。他调走以后，很快又赶上了职称评定，他希望回校解决副教授职称问题。当时分配指标少，他又是调走的人，再评职称难度很大。但是，我们考虑他享有副教授的职衔到市里工作更为方便，就积极运筹，请示学校特批指标，最后终于解决工他的职称问题。现在他已是民革开封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其出色的工作业绩，也为河南大学争了光。

在多年的实际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确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大法宝。从大处讲，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而共同奋斗。从小处说，它有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搞好教学科研，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在学校这个圈子里，统战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党外知识分子要“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这几条只要落实了，就能“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共同搞好学校教育工作。这已经为过去的实践所证明，今后也会更加富有成效。

(夏德明，原为河南大学化学系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