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叶剑英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运用统一战线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那还得从1936年他在统战区做东北军的工作讲起。

巧做东北军工作

那时，我的父亲看到东北军的士兵都很思念家乡，他就跟周总理请示派一些文艺队伍演出，让东北军回忆自己的家乡。我们延安组织了一个演出的队伍去安塞，演活报剧、唱歌，当时东北军的军人在看节目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

这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和八路军的关系很好。本来蒋介石是派东北军、十七路军驻扎在安塞这一带，作为进攻延安的主要部队。一般来说，蒋介石不愿意让自己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他也有他的策略，把主力部队留着，让这些地方部队、所谓的杂牌军—张学良的部队、杨虎城部队，先去跟共产党打，把他们摆在安塞、摆在西北这个地方，去对付共产党。蒋介石的这些策略，张学良、杨虎城他们何尝不知道？把我们推到第一线对付共产党去，你们在后头不用打。他们的这种心理，等于是后娘养的这种心理状态，又加上他们背井离乡，到了打共产党的前沿，那么后方呢？已经是日本人在那里占领了。所以他们思恋家乡，始终抱有打回老家去的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我觉着周总理和叶帅在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的时候，充分理解了他们的心理状态，派叶帅到安塞接触东北军去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叶帅就发现东北军的士气非常低落。第一他们不愿打共产党，愿意打日本人；第二，土话说的，他们是后娘养的。蒋介石把他自己的精锐部队，好好的保护起来，留着以后用，把这个所谓的“杂牌军”推到前沿上打共产党。他们本来他就不情愿，加上咱们统战工作用了文艺宣传的形式，勾起他们思乡的之情；同时向他们宣传：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我们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寇的侵略行为，这勾起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

1936年，周总理让叶帅做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工作，他身先士卒，首先到安塞去做东北军的工作的人。这段时间的统战工作是非常成功的，给以后的西安事变都做好了铺垫。

西安事变之前，叶帅奉毛主席、周恩来的指示，潜伏在张学良的官邸一个月。他们从国外二战的形势到国内分析，做了充分交流。此外，他们俩关系非常好。张学良完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意图：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应该打回老家去。他们和共产党在抗日的决心、态度上，取得了一致。更重要的是，在策略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既然蒋介石把他们派到这里来了，面临着这么一个对峙的形势，怎么办呢？大家共同的看法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拖的方法，就是不打。所以他们始终没有奉蒋介石的命令，积极的攻打延安，跟共产党对峙。这就等于他们还变成延安的一个屏障，否则，国民党会调其他的部队攻打起来。

利用文艺的形式做东北军的工作，我们已经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这个时候我们休整，我们发展，急需壮大自己的力量，我觉得（统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不了解历史真相时，统战就像电视剧所描写的，就是地下工作一些比较神奇的事。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纵观大局，对我们共产党的保全和发展，统战工作真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时所有的对外关系和统战工作都是一致的。一种是向全世界宣扬我们抗日的方针，向国外宣布我们抗日的动作、决心和共产党的主张。另一个就是通过统战取得了我们一些做敌伪工作的战线，另外一些很重要的情报工作，甚至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存在下去的重要的情报工作，都是通过我们的统战关系帮我们传递的。

所以，我父亲经常很感慨，就是说我们的这些朋友遍天下，是朋友的支持和支援帮助我们在危难的时候了解敌情，渡过难关。

我父亲那时候住在张学良的家里，跟张学良探讨如何来对付蒋介石，他一味拖延，把抗战的这个大业抛到脑后，强烈地对付共产党。张学良对此非常痛恨，他也认清了蒋介石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的用意—你们不是嫡系，先把你们这个棋子放在前线，打共产党，反正我将来也得收拾你们，一箭双雕。我父亲说，张学良也是一个热血青年，谈到这个的时候，非常愤恨：用拳头在桌子上拍着，就说了一句德语，意思就是说他要翻过头来去打蒋介石。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我不打共产党，但是我也不能白在这坐着，我去打蒋介石。我父亲就劝他不能操之过急，你现在去打蒋介石，正好中了日本人的计。因为日本人就希望你们内部打得一塌糊涂，他才好得心应手，能够大举进攻华北地区。所以日本人巴不得你们能乱。蒋介石是想看我们和日本产生矛盾、摩擦，也希望东北军、西北军和我们有摩擦，他可以隔山观虎斗。日本人也希望能够内乱，如果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得一塌糊涂，那他们就可以轻松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了。

我父亲当时按着党的统战政策，耐心地做张学良的工作：我们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自己打自己，搞内讧，共产党和国民党不要打，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只对日本人有利—张学良后来同意了这个观点，说他不直接出兵去和国民党对打，而留存着实力，将来共同打日本人。

这就是咱们统战的一个真正的效果。

落实重大战略部署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一起去谈判解决这个事情。西安事变轰动了世界，大家都非常关注：到底要把蒋介石放到一个什么位置，是不放他回去呢，还是放他回去？当时国民党也分两派，有一派是去蒋派，希望他不回来，共产党把他消灭了也好，张学良把他给取消了也好，这样的话去蒋派就可以当国民党的家了，亲日派是这么想的。如果当时鲁莽行动，把蒋介石给杀了，那就乱了。国民党的亲日派就会起来，更不利于联合抗战。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周总理他们去是起了稳定大局的作用，也是决定了后来蒋介石必须抗战的大局，这就完成了这次真正统战的一个重大战略。当时谈好了这个条件：蒋介石回去以后，要举起抗日的大旗，必须抗战，这是西安谈判的一个条件。

张学良通知了中共方面，他准备坐飞机送蒋介石。总理和我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急了，通知他无论如何不能走。但是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飞机飞走了。当时我父亲的心一下就凉了，因为他太了解蒋介石了。

抗战中给国民党军官做教官，讲游击战术，更讲统战

抗战爆发后，中央派我父亲去跟国民党军界的人士联络，因为他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副教育长。国民党和共产党重要的将领可能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林彪、陈赓、徐向前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中央派他去也有一定的用意。我们虽然军力方面不如国民党那么强大，我们去的人，从军事、素质、军队资历绝对要压过国民党。派他去，我想主席是有这样一种战略上的考虑。本来我们的军力就弱小，所以派他去跟国民党的将领讲课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服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他代表共产党去，对他们进行一种游击战术的培训，我觉得有咱们的战略意图在。所以在那边，一方面宣传我们的游击战术，给他们讲解游击战术，第二就是给他们讲解抗战中的大道理，实际上这就是在做统战，所以很多人受了他们师长的影响，心里都是倾向抗日的，他们本身也痛恨日本人打到我们这个国土上来。他们那个时候参加军队，也是一种正义的心态，一种要保家卫国，要把中华民族强盛起来的心理，作为军人，他们的这种胸怀是很容易沟通的，所以这也是一次统战很成功的接触—国民党的将领在军事上很服气，共产党的游击战，也很服气他们这个师长。另外，从思想上来说，他们对我们共产党的这种坚决抗日，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人，应该一致对外的，统战思想的宣传，他们是很接受的，除了个别的。

我想那个时候，他跟国民党的接触是比较频繁的，因为身处在这样一个地方，他是和方方面面接触。所以当时来说，他所接触的各界人士包括经济方面的人士、学术界的人士，是很多的。像教授，还有一些有钱的爱国人士，他接触的很频繁，实际上统战工作很大的层面是对他们这些人的。所以在重庆的时候，也是大量的接触这些爱国的人士，当时的一些演员，一些文化人士，很多人都见过他。

统战的胜利战略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实际上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个策略：我们不跟你做正面冲突，我们不去护守一城一地，我们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主动让出来了。国民党就大肆的宣扬，宣扬他们收复了张家口，共军退出了张家口。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把所有的在北京的咱们的工作人员，有薛子政，荣高堂，李树怀等一些人，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的庆祝晚会，玩游戏，荣高堂还唱歌，很热闹。我们小孩就在里面钻来钻去，不知道大人搞什么名堂，反正就觉得很热闹，有吃有喝很高兴。原来他们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把国民党搞糊涂了：你们失去了张家口，怎么还这么高兴，这么热闹。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他的舆论就哑巴了。实际上当时我们庆祝统战的胜利，庆祝我们战略上的胜利—我们给你让出来了，是要请君入瓮，将来我们还有收复回来，表现了我们乐观的士气。（口述：叶向真整理：延安市委统战部）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