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一天，我收到省里一个学者（记不得名字了）的来信，约我写李俊甫的传记。于是，我就开始搜集有关李院长的资料。我仅和李院长有过两次接触，并没有深入地交谈过，为此，我首先借阅了李院长的档案，了解了他的生平简历。他曾担任新乡师院院长、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省科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委、中国化学学会理事等职。还曾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务委员，是我国化学界溶液理论研究的老前辈之一。由于档案材料缺乏有血有肉的生动事例，于是我拜访了他的学生卢锦梭校长、化学系的杨清堂教授、周西顺教授，还有几位李院长的学生，也访问了河南科学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戴明教授，因为他是李院长的得力门生，又专程去了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拜访了李院长的夫人郭大夫。经过多方的资料收集，终于对李俊甫教授的生平有了比较系统地了解，下面我简要记述一下我的回忆。

李院长生于清朝晚期，政府腐败，软弱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企图瓜分中国，国内军阀割据，内战不息，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期，此间正是他成长中的青少年阶段。他目睹清廷对外卑躬屈膝，卖国求荣，对内残酷剥削，积极镇压。他深为祖国的前途担忧。祖国山河的破碎，劳苦大众所受的疾苦，对他以后积极投身革命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与鼓励。他追求进步潮流，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1916年进入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学习。在此期间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尤其是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更深。1921年他在该校毕业后，回洛宁县立小学教书，传播进步思想，他在早年深受老师林伯襄（留美预备学校校长）的影响，积极主张“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教育开发明智”。192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派留学美国。

1924年李院长在美国加州斐士那大学学习，1926年在美国伊利诺艾大学及研究院学习，1930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从事学习和研究。在此期间，他学习刻苦，勤奋钻研。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特别有幸在著名化学家班克拉夫特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下，于1931年顺利地获得理论化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挤出时间给房东干杂活，并到农村果园充当劳工，以补充自己生活费用之不足。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国东北三省沦陷， 他约请几位留学生商讨如何为保卫国土而战斗。于是他们在美国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并向日本驻美使馆写信抗议，组织群众集会，呼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起来反对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后来，他满怀爱国激情，谢绝了导师的多次挽留，于1932年毅然返回祖国，投入了我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的宿舍成了小组活动的场所。

1932年他在安庆安徽大学任教授。1933年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授及化学系系主任等职。1935年他又到浙江大学、成都四川大学任教。他在四川大学奋笔写下“炎黄子孙决不当亡国奴”十个大字，决心到抗日前线唤起民众，组织抗日。翌年冬，李俊甫烧了讲稿和一些书籍，离开四川回到抗日前线的河南老家洛宁。

在洛宁他变卖家产，在爱国志士、开明绅士和农民的帮助下，办起了豫西第一所“抗日中学”，自任校长，经常向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日寇，拯救中华。此间他不断护送学生参加抗日游击队、自卫队。临行前为他们开欢送会，送纪念品，题词鼓励等。

该校开办不久便被反动当局查封。他遂到西迁至嵩县潭头的河南大学任教，并担任化学系系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一面教书，一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1943年他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被特务组织“伏牛山工作队”逮捕入狱，数月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出狱那天，河大的学生欢欣鼓舞，成群结队地到20里以外，敲锣打鼓前去迎接他回校，学校并于当天晚上召开了获释庆祝会。

1946年8月他在开封经牛天锡、武剑西两位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根据党的指示，李俊甫教授以中共党员的秘密身份加入民盟，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他在开封市开展组织民主同盟的工作，后来一直都是民盟成员，曾任民盟河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解放战争初期， 1948年，他与嵇文甫等280多名进步师生，奔赴中原解放区，联名发表了告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并参与筹建了中原大学。

他在嵩县潭头的河南大学任教时，协助校长王广庆在潭头镇一个破庙里创建了七七中学，王广庆担任校长，留学美国八年的李相杰（李俊甫的曾用名）博士担任教务主任，著名教授嵇文甫、郭翠轩、张遂青、林瑞年、李燕亭、王鸣岐、黄屺瞻（黄敦慈）、樊映川、马相辰等教授，既教大学也教中学。吸收当地学生入学，为当地发展教育，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培养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是一批优秀人才，有的奔赴抗日前线，有的投奔延安，有的升入大学深造。他带出来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后也成了办大学的骨干力量。后来中山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研究室主任的张晋丰和河南医科大学教授马云阁等人都是在七七中学就读的学生。

1944年5月，河南大学所在地嵩县潭头镇被日寇侵占，河南大学被迫由嵩县潭头镇向荆紫关转移。师生们匆匆忙忙翻山越岭，千辛万苦到达了荆紫关。大家在庆幸虎口余生之际，李俊甫先生（时任化学系系主任）想到的却是河南大学的十几万册图书和理学院各系较完备的实验仪器。他心急如焚，率先提出无论如何也要抢回这些图书和仪器，并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

在他的鼓舞和带领下，青年教师陈西河与卢锦梭等六位同学，晓行夜宿，又返回了被日寇刚刚洗劫过的潭头镇。在日军随时有可能再度扫荡潭头的情况下，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率领化学系青年教师返回潭头，那里是一片凄凉与恐怖气氛，被日寇屠杀的群众和师生的尸体比比皆是。在这种惨不忍睹的情况下，他们掩埋好被害同胞的尸体，将学校一些设备、仪器、图书打包装箱，并雇人运送到安全地带。

我访问了当时在嵩县潭头任教的杨清堂教授（后来一直在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任教授，现在已故多年）时，他回忆说：“李俊甫先生还从尸骨瓦砾堆中将20多个实验用的贵重的白金锅捡了回来，并如数交公。”他那临危不惧、正直无私的品格，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不久，西行考察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偕夫人及曹天钦及随员等，访问了西迁至宝鸡的河南大学，他与李俊甫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里，李约瑟如此描述这段历史：“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五证寺（武城寺），这是当时河南大学最后的疏散校址。河南大学利用一个很精美的旧道观作为它的一个校舍，这个道观坐落在一个黄土岗上，隔着渭河（中国文明的摇篮）向南可以看到秦岭山脉。”李约瑟花了一个下午和李相杰（李俊甫的曾用名）教授一起看了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曾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的疏散使图书馆受到很大的损失。图书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的神像脚下，就像刚由汗流浃背的搬运工从扁担上卸下来的。“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李相杰教授向我介绍说，在《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4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他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相杰向李约瑟所做的这番介绍，他终身没有忘记。

为欢迎李约瑟一行的访问，河南大学在石羊庙校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全体师生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席地而坐，听取李约瑟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的演讲（由李俊甫教授作翻译）。当“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思潮再次涌向饱经战乱的河大师生时，获得了大家强烈的共鸣，现场掌声四起。

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后，他和著名民主人士嵇文甫、王毅斋、苗漱石等人随军进入解放区。1948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在正定华北大学进行了短期学习。北平和平解放后，他随军入城，参加了北京市军管会的工作。1949年初，他任教育部科学文化接收委员会科技处处长，具体负责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接收工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接收的。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校务委员。之后他回到河南，在河南大学（其后曾改为河南师范学院、开封师范学院等）任教授并担任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

李院长回到河南大学执教，任河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化学系主任、教授。李院长在教学中就已做出显著成绩。在教学中他一贯注重实践，强调上好化学实验课，修改学生作业一丝不苟，并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1956年，李院长调到新乡师范学院任院长、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省科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任委员、中国化学学会理事等职。在办学方向上，他主张以革命性为方向、主体，继承我国古代以来传统教育思想之精髓，兼收西方和苏联的教育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力求探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在国内虽未独树一帜，但在开创社会主义师范教育方面却有独特的见解与实践。概括起来较为集中地表现在革命性、实践性、继承性诸方面。他说“我们贯彻教育方针，应体现出它是社会主义的而又是培养师资的。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它必须包括有马列主义的政治课程。没有这些课程，便失去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了，那么和资本主义学校有什么区别呢？”他明确指出：“政治课、教育课、专业课、教育实习就是我们教学计划的四个组成部分。”政治课教育是不容忽视的。

他特别重视实践教学。他认为：“教育活动也是一种认知活动，离不开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指导。教育活动虽然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主，不能事事都让学生去实践，但是，必要的实验、实习、社会调查都是不可缺少的。要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获得第一手材料，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1961年他专门给化学系全体学生作了“重视实验”的专题报告，而且亲自主持建设并发展了溶液化学实验室，他还多次强调加强教育实习活动的必要性。

1956年他被调到新乡师范学院担任院长。这一时期他承担了学校繁重的管理工作，并从事了溶液化学研究，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他在理论化学特别是溶液理论的研究方面造诣精深，代表论著有《三元系液--液平衡临界点的一个简便估计法》《碘化钠对苯与甲醇混溶性的影响》《高氯酸钠硫氰酸钠和碘化胺对苯与甲醇混溶性的影响》《液--液体系混合过程体积变化的研究》《膨胀量热计测量碘化钾在甲醇中的溶解热》《盐类对双液系混溶性的影响》《硫酸钠对丙酮--水体系混溶性的影响》等。

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李俊甫院长的精神格外振奋。中断了十余年的溶液理论研究工作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该室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相继在《河南省科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7篇论文。《液——液体系混合过程体积变化的研究（I苯-甲醇体系的过量体积）》等文章的发表都在他辞世以后，但他在生前曾多次对他的助手表示：“以后发表文章，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充分表现了他的高尚风格，其实这些文章中都浸透了他的汗水和心血！为了迎接1980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溶液理论、热力学、热化学、热分析学术会议，他和助手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

豫北地区9月的酷暑天气里，盛夏的余热未消，他的办公室热得像个蒸笼，当时还没有空调降温。他为了整理数据、绘制图表、书写论文，常常不顾汗水满襟，提笔苦战。就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他完成了五篇论文的撰写工作。我当时受卢锦梭院长的委托曾参与给他们制作幻灯片，准备在大会上播放。

当把这批论文送交中国化学学会评选时，劳累和疾病使他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一次胃出血曾达500毫升之多，使他的体质愈加衰弱。哪知就在这时，癌细胞在他的身体里滋长了起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他几位助手多次劝他不要前去参加西安的论文报告会，但是作为“三热”专业委员会顾问的李俊甫教授，为了对我国溶液理论研究工作贡献力量，仍坚持带病出席会议。

李院长在拯救我国的古文化上还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在认真钻研、训诂、考证的基础上，于1963年发表了《论中国古代炼丹术-参同契》一文（见《新乡师范学院学报》4（1）8,1963)。他以有力的考证、分析并结合近代化学的成就，对东汉魏伯阳以隐语写成的关于炼丹的装备、原料、配方，以及反应过程和现象集成的一书，作了详细的解释与今译。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