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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忆往

校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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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权:平凡而又诗意的大学生活
发布时间:2020-09-11 10:48:38   作者:赵国权

 

高尔基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我的大学》,但他笔下的大学是十九世纪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大学,是充满令人悲伤和无法逃避的大学。而我的大学,则是二十世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百年高等学府河南大学,是中学时代梦寐以求,又百般努力实现梦想的大学。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的大学生活平凡而又充满诗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翻开那些已经发黄老照片的时候,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幕幕难以忘怀的情景记忆……

01 梦想启航

我来自河南省荥阳市贾峪镇贾峪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当时那个时代,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改变命运的机遇似乎只有两种:一是参军,二是考学。前者,我曾经尝试过两次,均为应征空军地勤人员,在“平衡觉”检测时被淘汰掉;第三次报名应征陆军,在家等待多日不见消息,后来得知,村干部看我是读书的料,就没有通知我去体检,因此与军人无缘。后者,是我的梦想,也是唯一可以由自己把握的机遇。我当初想做一名农村民办小学教师,有工资,还能挣“工分”。没想到,我上高二时即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看到身边的学兄学姐通过高考步入大学校门,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我甚是羡慕,觉得机会来了,下决心要拼一下,参加高考,做一个能吃“商品粮”的教师。我所在的西沟生产队从没出过大学生,生产队长很支持,不再给我派农活。家里人更支持,当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一个姐已婚,两个弟尚在读书,所有农活都由父母和大哥扛着。

就这样,1978年高中毕业那年及回读的1979年,接连两次参加高考,分数都挂上中专线,也如期填报志愿,心想上个荥阳师范学校都很知足,结果都没有被录取。接下来,就是暗自下狠心三战,因为家里条件也不容许我无休止地考下去,这是最后一战,只能背水一战。1980年第三次参加高考,500分的卷子考到355分,至少在贾峪高中算是文科最高分,老师、家人都很高兴。在填报志愿时,一位曾在开封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河南大学)读过书的老校长对我说,开封曾是宋朝国都,有很多名胜古迹,如铁塔、大相国寺、龙亭等,开封师范学院刚改名为河南师范大学,新增一个学校教育专业,第一年招生,估计报的人不多,将来也好就业,建议我报一下。按我的分数,可以填报一个省外更好的学校,听老校长这么一说,我心动了,决定填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报完志愿,我回到家里,每天都跟父亲一起出去做农活,没有焦虑过是否被录取问题。有一天下午,刚到地里给玉米施肥,就听到两里之外,母亲在门口山坡上的喊叫声,借助风力,能听清楚在喊我回家。还没到家门口,就看到高中教我地理的李子静老师在路边等着我,他高兴地对我说:“国权,你被河南师范大学录取了。”原来,他是来给我送录取通知书的。此时此刻,感到幸福的不只是我,还有老师和家人,甚至路边的小草都在向我频频招手微笑。一些街坊邻居得知后,也都前来道贺,送鸡蛋的,提果子的,甚至还有借机来提亲的。

入学前,家人给我准备了住校所需要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如被褥、衣服、鞋子、鞋垫、袜子、茶缸、碗、筷子、脸盆、热水瓶等。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还拿这么多东西,父亲不放心,坚持要送送我。我们一起先坐长途汽车到郑州,又转市内公交到火车站。因为学校在开封火车站设有接待站,只要坐上火车就好办啦。父亲帮我把行李提上火车,因为人多,他还没有来得及下车,车就开动了,只好辛苦父亲在郑州东站下车再坐回去,分别时,我塞给他5毛钱作为乘车的费用,他硬是不接,说兜里还有一些,够用了。

火车是慢车,站站停,从郑州站到开封站,足足走了两个小时多一点,但入校之心似箭。到站后,背着大包,提着小包,随着人流往外走。一出站,就看到学校的接新生横幅和大公交车,还有一位中年老师拿着一个扩音喇叭在不停的广而告之,年轻一点的,应该是学长,笑着走向前来帮我往车上放行李。车从直对图书馆的南大门开进校园,停在大礼堂前面。各个系都有师生在那里等着接待,教育系是恢复建系第一年招生,没有学长,所以接待我们的是办公室的年轻老师,还有我们的辅导员王敬业老师。

当时,因教育系刚刚恢复,各项工作都还没有完全到位。教研室是在东斋房,资料室在小礼堂南边的一排红瓦平房里,今为行政楼前的一片小树林,办公室和学生宿舍都在西一斋,办公室在一楼,男同学住在三楼,女同学和辅导员室都在二楼,我和乔建华、孟宪乐、边天西被分在三楼中间靠北的房间。第二年81级同学入校后,教育系办公室、教研室都搬到了十号楼,学生都集中在学二楼居住。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伴随着教育系的恢复招生开始了,同时启航的还有我的梦想!

02 用心学业

作为学生,第一要务就是学习,前三年主要是课程学习。教育学分支学科及边缘学科没有现在这么多,因此公共科目所占比重相对较大,除英语和体育课外,还开设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品德、大学语文、文选与写作、现代汉语、普通逻辑、形式逻辑等。印象最深的是历史系赵世超老师所讲的《中国古代史》课,他史学功底深厚,语言表达能力超强,史料运用自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一种听评书的感觉,每次上课,恁大的教室人满为患。后来他去川大读博士,又到陕西师大任教,做过陕师大校长,再也没有机会聆听他的“金课”。教英语的巴遂义老师,讲课风趣幽默,听起课来感到很轻松,只是在他提问时,我会有些紧张,毕竟入学时的英语是从26个字母的书写、发音开始的,跟从城市里来的同学不在一个起跑线上,毕业时考研就栽在英语上。后来,因评职称又恶补过英语,但水平也没有多大提高,2014年考博时,还是日语救了我。

因为教育系刚刚恢复,专业课教师的年龄偏大,但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和阅历,很敬业,从备课、授课到批改作业等都一丝不苟,从作业的批注中,既能看到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又能看到自身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当时,所有的老教授及后来评上高级职称的老教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如:陈梓北教授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给我们讲《小学数学教材教法》,当时虽年近八旬,讲起课来绘声绘色,说是讲,还带有节拍和韵味,我们都会高声喊着“一百一十一呀”“二百二十二呀”来配合他演示珠算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孟宪德教授曾留学瑞典及法国,通好几种语言,给我们讲《外国教育史》时,他从不看教案而娓娓道来。王汉澜教授给我们讲《教育学概论》和《教育统计学》,他有大家风范,语言严谨,富有启发性,有不少本科生在他的影响下而撰写甚至发表多篇的学术文章。凌培炎教授给我们讲《普通心理学》,从理论讲到生活中的心理现象,让我们感到心理学距离我们如此的近,在我们身上无时不在发生着各种心理现象;他几乎每天都到教研室去,向他请教问题很方便;他主编的《河南心理学通讯》,发表不少我们学生的文章。王丕教授给我们讲《教育心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他理论功底深厚,很有思想,善于表达,为人谦和;他讲起课来语言很风趣,思维很开阔,既能顶天又能立地,还经常邀请我们同学到他家聚会,我们还都是荥阳老乡,对我来说也相当于开封的第二个家了。孙应康教授给我们上《儿童心理学》课,经常以他一直追踪研究的一个超常儿童张肖剑为例,让我们感受到学术研究并不遥远,关键在于用心和有努力的方向。赵天岗教授给我们讲《教学论》,他讲课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很接地气,常组织我们到七号楼的电教馆看特级教师的授课录像,以及到小学进课堂听特级教师讲课,包括他爱人、开封铁路小学特级教师魏老师的示范课,看完、听完后还要分组讨论,更要写作业,理论与实践达到高度融合,为日后小学教学实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给我们上教育史课的老教师比较多,除孟宪德教授外,还有刘锡辰老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程合印老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苗春德老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以及史保生老师的《外国教育史》等,正因为他们的传授和引领,才打下我从事教育史教学和研究的基础。

还有一门《电化教育》课是我们喜欢上的,刚来的年轻教师侯宝顺老师负责我们具体操作。我们的脖子上会挂着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海鸥相机,用黑白胶卷,每卷可以拍12张照片,每组就发给一卷,资源很有限,我们会在校园里转来转去,找好位置后再拍照。拍完后,就在暗室里冲洗胶卷,形成底片。等底片晾干,接着就是曝光,在显影液里显影,等影像清晰后再放到定影液里定影,然后就是晾干。实验室还有一台8毫米的电影放映机,有屏幕、有影片,我们还学会了如何操作放电影。小时候常常跑到较远的地方看电影,觉得很神奇,没成想自己也学会了放电影的基本程序。

在努力完成课程学习任务的同时,也会充分利用所学专业知识来磨练和提升自己。如:主要参与十号楼教室内墙报、学二楼一楼黑板报的组稿和版面设计。当时的教室是各班级专用的,我们会从系办公室领取纸张和笔墨,写好后就张贴在教室后面,每个学期会出二至三期。黑板报是用粉笔书写的,几乎每两周一期,虽然版面不大,但工作量不算太小,有时稿子不够,就自己撰写,或从书本杂志中来选择一些专业知识或生活常识。教育系也有学生社团,如“教育学研究会”“德育学社”等,也会不定期地在指定的校园建筑物墙壁上办墙报,我也积极参与其中,包括撰写、张贴等。行政楼里设有“校长信箱”,鼓励师生为学校发展提建议,我就壮着胆子,给李润田校长写了一封信,关于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在晚上夜深人静时悄悄塞进信箱。有天下午五点多我回到宿舍,同寝室的年级长乔建华告诉我说,李校长下午到寝室来找过我,说我提的建议很好,表示感谢,遗憾的是我当时在教室里看书,未能跟校长见上一面。1983年“六一节”之际,我还鼓动年级同学捐款,给河大幼儿园小朋友购买节日礼物,记得筹集了11.5元钱,买了一些玩具和书籍。通过幼儿园的魏家恩老师联系安排,就在节日当天,和吴长运、乔建华、赵菡等捐款的几个同学一起到幼儿园去参加“六一节”活动,幼儿园还举办一个简单的赠送仪式,当小朋友为我们带上鲜艳的红领巾时,顿感自己年轻不少。

还有很难忘的,就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在老师的引领与指导下,同学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如程晗在做“智力学”研究,袁朝云、孟宪乐等搜集古今中外教育名言录,乔建华、侯贵宝在《河南心理学通讯》上分别发表《浅谈感知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记忆及其培养》等文章。81级的郭戈同学更为突出,本科期间就发表十多篇文章,辅导员王北生老师还组织全班同学编写《新技术革命与教育改革》《中外教育统计资料》及《心理学家小传》三本书稿等。我也暗自尝试着查资料写文章,还将一篇习作拿给王丕教授、凌培炎教授来看,他们提了不少修改建议,在多次打磨后,《三岁前儿童语言发展的特点与教育》一文发表在《河南心理学通讯》1983年第1期上,接着就广泛搜集有关后进生教育方面的材料,形成近20万字的《后进生教育资料选》,都是手抄而成,还异想天开地将书稿先后寄给两家出版社,幸在出版社编辑很负责任,不仅回信说明不出版的原因,还将书稿退还给我,这让我甚是感动,不然,所有的心血都将付之东流。虽然没有出版,但手抄本至今还保留着,每想起这件事,还是蛮开心的。

 

《河南心理学通讯》1983年第1期刊登我和乔建华、侯贵宝、郭戈四位本科生的文章

大三下学期和大四是最忙的,主要有小学实习、中学见习、师范实习和毕业论文等。

小学实习是在大三下学期,结合小学语文和数学教学法课进行的,为期六周,任务是听课、讲课和兼做班主任工作。我被分到河大附小数学组,由附小教数学的张坤老师具体指导,他人很谦和,我在学二楼住,他在学一楼前边的排房里住,还到他家蹭过两次饭。我负责四个课时的教学,从听课、备课、试讲、讲课到批改作业,张老师都毫无保留地细心指导。初次登台给小学生讲课,后面还坐着听课的同学和指导老师,难免会有些紧张。好在备课充分,经过多次试讲,所有要讲的内容都“背”了下来。因为还兼职班主任,原班主任也很放手,这些孩子们也知道我带他们的时间不长,彼此之间没有多大距离感,相处甚欢。为鼓励表现好的学生,我时常会买一些书签、笔记本等作为奖品送给那些孩子。实习结束那天,他们个个哭得像小泪人似的。

中学见习是在大四上学期开学之后,系里安排我们到西平县杨庄高中和洛阳一高做为期两周的教育见习,由谢励武、王非两位老师带队,随队的还有刚留校不久的汪基德老师。首站是杨庄高中,当时是河南省首批重点高中,全国教育先进单位,校长尹世权也是全国教育先进工作者,在高考升学率上远近闻名。因路途遥远,还要带行李,学校直接派车将我们送了过去,住在杨庄高中的学生宿舍里面,吃饭是在教工餐厅。尹校长主持召开欢迎会,安排布置一周的见习工作,主要是进课堂听课,然后在一起评课和分组讨论,还要写见习日记。期间,曾组织我们到附近的两所小学去参观,真正见识了农村小学设施的落后,那就是“土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土孩子”。学校附近还有一座19758月决堤之后尚未修复的水库,只看到决堤的横切面,大概有百米宽,库底种的都是玉米和大豆,想象不出决堤后给附近村民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一周之后,我们打点行装,在西平火车站乘车前往洛阳一高。当时我们人多,不好买票,便分乘两列火车,到洛阳一家旅社安置好后,差不多都深夜十二点多了。洛阳一高前身是1904年所建的河南府中学堂,也是当时利用庚子赔款所建的全国100所中学之一,曾被胡适视为中国最好的20所中学之一,河南省首批重点高中。在洛阳一高也主要是听课,然后,带队老师会组织我们在旅社分组讨论,期间也到龙门石窟、关林及白马寺参观。此次教育见习,既看到当时河南最好的中学教育,又亲眼目睹最简陋的小学校园,其收获远非读一两本书籍所能比。诚然,平日吃饭、乘车、游玩等,使得同学尤其是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机会增加不少,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情谊,最开心的莫过于那而今已是老夫老妻的五对情侣。

师范实习也是六周时间,在春季开学之后进行,我被安排在大梁门外的开封市第二师范学校,谢励武老师带队,戴国明等老师也前去指导试讲。虽二师距离河大并不远,但交通不便,自行车都很少,也为保证实习效果,学校要求全部住二师实习。我们带上几乎全部家当,学校派车将我们送到二师,住在学校东南角沙土丘上的平房内,记得 12个人一间。房子不大,很简陋,门窗也不严实,周围基本上都是农田,只要刮风,长夜呼啸,沙尘飞扬,早上起来一看,桌子上和被子上都是薄薄一层沙子,因此睡觉时需要蒙住头才行。实习任务如同小学一般,要听课、讲课和兼职班主任。我所带的是民师班,学生年龄偏大,小于我的不多,原班主任是河大地理系毕业的王老师,容易相处,班也好带,有什么事情只要给班长一说交代就搞定了。但重要的是如何跟学生相处好,因年龄不差上下,很容易沟通,白天会在一起打球,晚上会在宿舍或操场上聊到半夜。对我有挑战性的还是讲课,因为是专业实习,要讲专业课,或者心理学,或者教育学。教学任务也不重,每个人讲两节新课,没有重复课。我承担的是教育学课,讲学校管理中的体育卫生部分,理论知识以中师教育学教材为主,然后搜集挖掘一些案例。为讲好课,试讲的过程是艰苦的,先自己把握时间和进度,然后组织集体试讲,老师听,同学听,根据他们的建议进行修改和完善,尤其是板书、肢体语言、师生互动等都要设计到位。教案完善后,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当时系里提供有收录机,可以自己录、自己放,尽可能做到下课铃一响,最后一个问题讲完。我的两节课分别是上午第一节和第二节,头天晚上,当同学从教研室回到宿舍休息时,我都是一个人在教研室,用收录机讲一遍听一遍,听一遍再讲一遍,直到早上五点四十,洗一下脸就到操场上跟学生一起跑操,然后吃饭,接着上第一节课,或听一节课后接着上第二节课,两节课都那么准时,课堂作业布置完毕,下课铃就响了。虽然累,但很佩服自己的执著。上完课,困得要死,赶紧跑到宿舍大睡一场。如此努力也没有白费,如同小学实习一样,老师给我最好的成绩。

大学的最后一项功课,就是做毕业论文。我的选题与马列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关,在戴国明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原著,如《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费尔巴哈提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育论著选等,还读过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和乌申斯基的《人是教育的对象》等,写有大量的读书笔记,然后梳理、思考、建构论文框架,得到戴老师的同意后,初稿就写到三万多字。因为是手写,修改一次,就要重抄一次,抄一次需要两三天时间,有时候为赶时间,写得手发麻,却苦中有乐。定稿誉写时,是用每页300个格的稿纸,写错了就会撕掉重写,百页的稿纸足足用了两本,应该是同学中字数最多的一位,从质到量都不算差,给四年的大学生活一个圆满的交代,也获得了导师的认可,毫无疑问给的成绩是“优”。毕业留校后又趁热打铁,修改、压缩至5000字,有幸被福建省教科所的《教育评论》看中,安排在1985年第4期第一篇刊出,从此正式步入教育科学的研究领域。

03 达标训练

入大学之前,从小学到高中,在校从事最多的体育活动就是跑操和做广播体操,在家几乎都要干农活,从没有在田径及肢体训练上有意识地锻炼过自己。入校后,教育部要求大学生除体育课外,还要在百米、引体向上、跳远、负重长跑等项目上达标,不达标不能毕业。系里为帮助我们同学在两年内全部达标,专门从体育系聘请谢庆安老师指导我们训练,几乎每天早上和下午,他都会出现在操场上,手里拿着秒表和花名册,既是教练员,又是裁判员,逐个项目、逐个同学指导和测试,直到所有同学、所有项目都达标。其实,谢老师不仅仅是负责我们体育达标,还指导篮、排球队训练以及学校运动会之前的准备训练等,所以那几年,虽然教育系学生最少,却能在女子排球上干过学生最多的第一大系中文系,获得过全校女子排球冠军,谢老师功不可没。跟谢老师接触多了,我们亦师亦友。记得1981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决赛在即,举国都很关注这一决赛,我们同学苦于没地方看,谢老师知道后,就邀请我们到他西门外的家里去看,他提前泡好茶,切好西瓜等着我们,开场后还不停地给我们解说赛事规则,此情此景,其乐融融,更为中国女排夺冠而彻夜难眠。

在达标的项目中,运动量最大的就是负重长跑,记得男同学负重五公斤、跑10公里,女同学是四公斤、跑8公里,听说要往黄河方向跑,还能看到黄河,大家都很兴奋,充满期盼。大概是在1981年的4月份,当时已春暖花开,我们在西一斋楼下整装待发,个个精神饱满,谢老师手里还拿着发令枪,枪声一响,男生抢先跑到前边,女同学紧随其后,在前边引路的是教我们体育课的袁老师,谢老师负责女同学,辅导员王老师骑着自行车跟着我们,车上载着部分同学的衣物。我们出学校西门、开封城墙北门,顺着开柳路一直向北跑去,一路上,同学之间相互鼓励,相互关爱,累了、跑不动了,几个人就坐在一起相互陪伴,缓冲一下,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到达设定地点后,谢老师和袁老师返回学校,我们解下负重包裹,更换衣服,与辅导员和女同学汇合后,集体徒步向黄河走去,来一次春游黄河。还没登上黄河大堤,就远远听到黄河咆哮的声音,甚是震撼。登上大堤后,不仅“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虚其名,且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直奔大海。

黄河南岸的码头挺多,人来车往,一片繁忙。辅导员带着我们来到一处大一点的码头,买好船票,乘坐一艘客货混装船,下面一层载有四辆卡车,上面一层坐乘客,在黄河水面上航行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北岸码头。黄河岸边的风很大,不断地卷起一些沙尘,但大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黄河,兴致盎然。大家选择一处多少能避点风的地方围坐在一起,一边说笑着,一边观赏着,一边享用着从学校带来的简便午餐,多是馒头加咸菜。大概停留一个多小时,又乘坐这条船返回南岸码头。当时从铁塔公园到黄河大堤有一路6路公交车,我和部分同学是挤上公交车回去的,个别没有赶上车的同学,据说是走回去的。第二天虽然个个腰酸背疼,甚至腿都抬不起来,不过,那只是暂时的,留在脑海中的那些记忆却是长久的,至今仍在发酵着。

04 俭约生活

我家经济条件有限,自我懂事起,就过着“贫困”中的简朴生活,谷糠、麸皮、杨树叶、刚落花掉下的小柿子、春耕时翻出来的烂红薯等做成的主食都吃过,也养成自己生活俭约的好习惯。

那时上大学是免费教育,没有学费和住宿费,学校每个月还给17.5元的生活费,其中11元兑换成菜票,6.5元兑换成饭票。饭票对接的是每月供应的35斤粮食,70%为细粮,可以购买白面馍及面条之类的食品,30%为粗粮,可以购买大米饭、小米饭以及玉米面制作的食品。享受免费,能大大减轻家庭负担。只是每个月的生活费及35斤粮食,对已经成年的我来说,有点捉襟见肘。部分有条件的同学,家里都会给不少的补贴,他们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让我感到贫富之间还是很有差别的。

每次离开家,我最多带上二三十元钱,不是家里不给准备,而是不愿增加家里的负担。毕业那年,父亲硬塞给我60元钱,这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大学讲师的一个月工资。从家里带的这些钱,要买教材、专业书籍、笔记本以及日常生活开支,如洗澡、理发、乘车以及少量衣物,记得第一次穿上皮鞋,还是在大四上学期。

为满足日常必须的开支,我只好在生活费上打主意,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菜票还可以兑换成钱。于是,几乎每天都吃最便宜的饭菜,早上和晚上以咸菜为主,中午会买一份1角钱的素菜,偶尔会买一份1.5角或2角的带点荤的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晚点去买饭,剩下的炸馍碎片,往往会5分钱一碗,卖不完的菜和稀饭,师傅也会多给一些。为此,都不好意思跟同学一起去买饭,更不想在一起吃饭,怕他们笑我寒酸,尽管他们都很友善。当时,有不少男同学每个月的饭票都不够用,而有些女同学每个月都用不完,辅导员开会时曾建议她们献爱心,为此我也得到王滨等同学的特殊照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能源危机。这样,每个月我能克扣自己的生活费三四元钱,一个学期就是十几元,可以办不少事情。也正因为这样,天长日久,身体消瘦不少,大三时因营养不良,患有中度贫血症,时常头晕、乏力,在医院输了好几天水才有所好转,从此再也不敢随意虐待自己了。

05 开心假期

大学期间和家人唯一的通讯方式就是写信,在学校发信方便,家人取信就比较麻烦,还要到三里外的镇上邮局去取。邮局会把信件放在窗口外的木板台子上,谁都可以看到,除非家人到镇上赶集才会去看一下,因此多是村人或在镇上读书的邻居家孩子带回去的。信息不畅通,最期盼的就是寒暑假,那个时候还没有小长假、黄金周之类的假期。记得第一个寒假回家,在郑州下火车后,坐公交车到须水镇,没有赶上回家的长途汽车,就和另外一个在中文系读书的同乡李志军,步行30多里路,到家时已经是夜幕降临,从学校到家整整用了一天时间。还有一次,天色已晚,从须水坐车到荥阳县城,住在79级数学系一个老乡家里,第二天下午才买到票回到贾峪。要是现在开车回去,也就一个半小时而已。

每次假期回到家,最喜欢也是最常做的三件事情:一是帮家人干农活,犁耧锄耙、割草积肥、挑水拾柴、平整土地等无一不晓,无一不做,凡是当年走过的、玩过的、流过汗水的、刻下记忆的地方,都会再走走看看,对我来说,除了赶农活外,更多的是一种回味和体验,一种乡情和乡愁,一种男孩子的担当,一种对家人的感恩。不然,我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家,找不到根,找不到灵魂安顿处;二是看望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对我影响大的、我特别敬仰的几位老师,都会找时间去看看,再听老师的教诲,同时也汇报学业上的进步与困惑;三是拜访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姑奶的儿子朱辰,应该叫他伯伯,曾在生产队和村里做过干部,有威望,有见识,平易近人,说话不紧不慢,平时在路上遇见,总会叮嘱我几句,所以拜访他最多。后来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一把故乡的泥土》,说的就是和他的故事。

那时候家里没有藏书,回家时会带上一两本书,但看得很少,几乎每天都在读“无字书”。也没有计划过出去旅游观光,一是没有“行万里路”的意识,二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三是每天都有农活干。唯一的一次观光,还是坐着手扶式拖拉机,跟着大哥到郑州北郊老鸦陈修路工地送石子,卸完后往邙山黄河旅游区拐了一下,看了“黄河母亲”像,还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大黄河以及黄河上废弃不用的铁路桥。家里也没有电视、收音机什么的,每天过着几乎跟太阳一样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返校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必定会跟父母在一起,喜欢跟父亲聊天,喜欢听他的叮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

这样的假期,平淡、简单,而又“傻乎乎”的开心。

06 缘本有果

进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包吃包住包分配,这是当时大学教育制度的白话写真,对我们这些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农村孩子来说,是天大的好事,所以不存在就业压力。

按照分配原则,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应该回到郑州,当时从郑州来的只有我和李德俊两人,结果我们两个都没有回去。辅导员王老师和系主任张综老师,先后找我和李德俊谈话,说根据需要,要么留校,要么去位于新乡的河南师范大学。李德俊是我同乡,高中时他比我低一届。大四时他做过班上的团支书,也是党员,性格比较内向,觉得自己不适合留校做兼职辅导员,只想做专业教师。他率先选择去河师大,我则留在河大任教,兼八四级辅导员。

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在年级40名同学中属于中上等,比我优秀的如王定华、许绍康、刘金平都已考上研究生,适合做行政管理的吴长运、田俊芳、程晗、边天西分别去了省教育厅和省教科所,赵菡去了大象出版社等,刘济良、王变奇、王滨和我一起服从留校分配。虽然没有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公办小学教师,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幸运地走上了大学的讲台,还是河南省的最高学府,这在外人看来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至今仍然觉得也是。

我的老师和我的四十位同学毕业合影照,后排右八为本人

就这样,带着一颗感恩河大的心,我与教育系结下四十年不解之缘,我陪教育系成长、强大乃至成为全国一流,教育系伴我度过青年、中年,又到老年。

如有来生,我还做河大教科人!



作者简介:


赵国权(1961-),男,河南荥阳人。教育学博士,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1980年入读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教育学系主任,现为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专业硕士生牵头导师,民盟河南大学委员会盟员,开封市政协常委。

来源:教科院恢复建系四十周年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