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汇传统与现代学术

——高文学术研究述评

伍茂国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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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22年第1辑（总19辑），第175-191页。

本篇系河南大学优秀学术传承计划“大家小传”项目（2019DJXZ-1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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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茂国（1969-），男，湖南常宁市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美学、文艺理论研究。

正文

摘要：高文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师从胡小石、胡翔东和黄侃等著名学者，在文学学、史学、诗学和书法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体现于汉碑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全唐诗校勘整理以及历史地理考证等方面。高文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有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工力与巧妙结合、师承与发展结合的治学特点，所得出的学术观点往往蕴有真知灼见，启迪后人无数。

关键词：高文；《汉碑集释》；治学特点

高文（1908-2000），原名文和，字石斋，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国文系，1931年春毕业。1934年复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特别班学习，1936年结业，留校任教。1942年任教授兼中文系及国文专修科主任。1947年后辗转至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边疆学校及上海静心女子中学任教。1951年调入河南大学，直至2000年11月去世。高文治学以文字学、史学、诗学和书法见长，尤精于考据。高文在金陵大学本科及国学特别研究班学习期间受胡翔东、胡小石、黄侃影响深巨。三先生治学各有侧重，胡翔东精诗学，胡小石精文字和金石，黄侃于声韵、训诂、考据上尤蹈高标，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了高文一生的学术范围，而先生们各自的治学方法、基本的学术态度也被融会贯通于高文一身。

一、治学内容

（一）汉碑研究

1940年1月高文先生在《斯文》半月刊第1期及第2期上发表第一篇研究汉碑的文章《石门颂集释》，考证文字训诂，分划章句，疏通说明《石门颂》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价值。其后又连续在《斯文》上刊发《乙瑛碑集释》《礼器碑集释》《郑固碑集释》《华山碑集释》《史晨前碑集释》《史晨后碑集释》《孔彪碑集释》《西狭颂集释》。同时完成了《衡方碑集释》《夏承碑集释》《郙阁颂集释》《武荣碑集释》《鲁峻碑集释》《曹全碑集释》撰写工作。高文对汉碑的研究前后持续了30余年，终于蒐集成集，以《汉碑集释》为书名于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再版，全书42万多字，称得上皇皇巨著。《汉碑集释》共收集、整理、考释包括《三老讳字忌日记》等在内的两汉著名碑石共59通，按照碑石概貌（形状、大小特点、立碑时间和地点、流传情况或出土时间）、碑文（断句）、注释（每句皆注，注释中既介绍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进行详细考证和研究，也有对前人研究的纠正和补缺）、印本、附录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一收录考辨。高文对于汉碑的研究，基本集中在小学方面，涉及校勘、考释，也兼及某些书法史，例如，在《嵩山泰室神道石阙铭》碑释中，全引胡小石对八分书史的考辨，便是一段很好的书法史论。在该书前言中，高文先生阐发了汉碑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首先是汉碑的历史价值。高文先生认为汉碑全面记载了汉代土地制度、阶级状况、边疆战争等情况，提供了其他文献记载中缺失的新材料。他举汉代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为例加以说明： 音惮，字亦作“弹”、作“单”。它是汉代乡里一种组织的名称。近年河南偃师出土的《侍廷里父老 买田约束石券》，记述了这种组织的性质和任务。在侍廷里中有父老（即三老）资格的二十五人共同建立“父老 ”，集体购买田八十二亩，以供 内成员担任父老的费用。对于成员的土地使用权、继承权，以及退还、转借、假贷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这是纯属私人性质的自愿组织，即当时所谓的私社，与《刘熊碑》中所载官办或官助民办以平均更役及敛钱雇役为任务的“正弹”不同。史册失载，弥足珍贵。

确实，如果按照一般的史料来理解汉代土地制度，显然是不全面的。关于边疆史料高文先生举《裴岑碑》为例：

《裴岑碑》记载了敦煌太守裴岑抗击匈奴入侵并取得胜利的大事件。史言顺帝阳嘉以后，国势浸衰，匈奴呼衍王之势日盛，常为边境大患。这次裴岑以郡兵三千人抗击入侵之敌，诛呼衍王等，消除了河西四郡的兵祸，保境安民，可以说是立下了不世的功勋。但史书不著其事，赖有此碑，以补史阙。此碑是研究我国新疆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汉碑不仅可以提供新史料，也能订正、补充史籍人名、地名、官职等材料记载的简单和错漏之处。《曹全碑》《赵宽碑》《孔宙碑》《西狭颂》《乙瑛碑》等碑石在这些方面就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比如《后汉书·孔融传》把孔融父亲的名字写错了，我们就可以根据《孔宙碑》加以纠正：

《孔宙碑》言君讳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孙也。碑的第一行有“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足证宙是孔融父的名字。但《孔融传》却说：“父伯太山都尉。”按孔伷见《董卓传》。孔伷是陈留人，为豫州刺史。献帝初平元年，与袁绍等十余人兴义兵讨董卓。其籍贯、官职、年代皆与宙不同，而范史竟误以为孔融之父，殊堪惊异。像这一类可以纠正史误的地方，不胜枚举。

其次是汉碑提供研究小学方面的重要资料。两汉是我国文字发展至关重要的节点，篆书、隶书、楷书几乎同时通行于世。汉碑保留了汉人文字真迹，其中的文字异同、古音古意、假借通转，都为小学考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历史上金石学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汉碑的这一价值。清代小学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善用汉碑说字，王念孙的《汉隶拾遗》在利用汉碑进行汉隶考订上，尤多创获。高文先生用典型的例子说明汉碑对小学研究的贡献。比如作为地名的杨州，后人妄改为扬州。王念孙根据《曹全碑》“兖豫荆杨”中的“杨”字，同时还考察了《张寿碑》《刘熊碑》以及宋代洪适《隶释》中所载《王纯碑》《度尚碑》《冯绲碑》《陈球碑》等多种汉代碑石，其中的“杨”字皆从木，无从手者的事实，证明后人妄改书传中的扬州字从手。汉碑人不能改，保留了原貌，正可据以纠正书传中相沿已久的错误。再如：

汉碑中还保存许多文字的本义。如《耿勋碑》“开仓振澹”。《说文》：“振，举救也。”“赈，富也。”则“振”为振济的本字，“赈”乃假借字。又如《鲁峻碑》：“析薪负何。”《画像孔子等题字》：“何馈。”何，《说文》：“儋也。”“荷，芙蕖叶。”“何”为负担本字，“荷”是假借字，后来这些字假借行而本义废。汉碑近古，还保存着古义。

诸如此类的例子高文先生还举了不少，此不一一抄录。

再次是汉碑中保存了今文家的经学。东汉五经十四博士均是今文经学家。汉碑所载碑主人都属于今文经学派，碑文所用的经义也是今文家学说。保留的这些今文经学就是金石学中通常所谓的以碑证经。比如《诗经·凯风》原本的意思是赞美孝子，但唐宋以后由于齐诗、鲁诗、韩诗淹没，独毛诗流传，“毛诗序”解释这一首诗说“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安其室”。结果原本充满褒义的一首诗变成了贬义，此后人们也不敢再用这一典故。幸赖诸多汉碑保留了其他三家今文经学释义，人们才得以重新认识《凯风》一诗的意义。不仅如此，在现代文学兴起的时候，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以生命意识来重新打量《诗经》时，汉碑中所保留的这些今文经学的经典诠释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从书法的意义上说，学习隶书必须以汉碑为楷模。中国历史上，唐宋以后书法以楷书为正宗，学习书法也从唐楷入手，而且由于宋学的流行，书法追求清逸、漂亮的美学趣味，楷书的正统地位愈益坚固。但清末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汉学、宋学之争，最终汉学获得较多的认同，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乾嘉朴学。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原来认为隶书不登大雅之堂的观念得以改变，隶书的古拙、厚重、自然的美学风格被许多人接受，因而也形成了学习书法从隶书入手的共识。承载着正宗隶书的汉碑及碑帖便被树立为书法临摹学习的不二法门。比如近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学《张迁碑》写了近百本，金石学家、书法家黄易小分书摹《武梁祠画像题字》之专注尤为绝伦。高先生认为，不仅隶书、八分书须从汉碑学习，真书、行书也应当上溯取法汉碑。他引康有为的话并评论道：

康有为指出：“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右军惟善学古人，而变其面目，后世师右军面目而失其神理。”如何才能变右军的面目，做到神理自得？就是“师右军之所师。”一语破的，真可谓度书的金针。

高文先生自己的书法实践也充分说明了师法汉碑是书法艺术增进的根本途径。

高先生所总结的汉碑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正是《汉碑集释》这本书的价值所在。1940年代《汉碑集释》的相关研究以及所发表的论文，使高文先生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1942年，在他年仅33岁的时候，著名的金陵大学也因此聘他做教授。1985年《汉碑集释》初版，以及1997年的再版，使高文先生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肯定。著名历史学家高敏教授在《简评高文先生<汉碑集释>》一文中，认为《汉碑集释》在收集整理汉碑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提供依据方面见地高超，功不可没。高敏先生对《汉碑集释》的体例特别赞赏，认为有极大的创新之处。金石学从宋代发端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形成了基本的体例，即采用碑文摘要方式而作跋尾，这一体例被称为碑刻考订中的“跋尾体例”。后来南宋洪适的《隶释》《隶续》，采用先录碑文全文，注明脱漏字数，接着考释碑文。与欧阳修、赵明诚的著作不录碑文，只作跋尾比，信息更为全面，对读者而言也更便利。后来金石学者也多从此例。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则在继承前人体例基础上，有了更妥当的安排。他所录的汉碑，每一碑文，先叙形制、大小、书写规格、行数和字数；再叙立碑年代、发现经过及历代研究、保存情况；然后释全录碑文正文并佐以现代句读，接着按顺序注解（包括字义、字意及历代金石学家与有关史籍的记述，补正脱落的碑文）；最后，说明碑文收藏地点、收藏人或印本。这种体例不仅信息详尽，有利于查找，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体例范式。高敏先生认为高文先生注碑很有特点：

一曰补碑文之脱漏；二曰正历代金石学者之讹误；三曰释碑文之疑难字义。三者皆能旁征博引，或据前人之金石研究著作，或据历代史籍，或据历代释字义材料，比较推敲，时有新意。

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切的。正是因为有如此深厚的功夫和极大的学术价值，《汉碑集释》也被其他学者当作从事进一步研究汉碑的基础。比如程章灿的《读<张迁碑>志疑》一文就是以《汉碑集释》为底本，搜罗诸家考校题跋，加以辨别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张迁碑》或者是后人据汉碑旧本重刻，或者是后人的伪刻，但应该不是东汉人的原刻。”这说明高文先生的文章材料充实全面，研究路线清晰可靠。没有高文先生文章所提供的研究线索和路径，程章灿的研究也许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高先生古代文学研究成绩体现在三个方面：

1.发表的论文

《论柳宗元文》，这是高文先生在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习时撰写的论文，后发表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1931年第1期上。该文从美学高度概括柳宗元文特点，突破了此前因袭唐宋八大家的各种旧说。

《词品五则》（刊《金声》1931年第1期），虽是短制，但仿《诗品》格式总结归纳了词的“凄紧”“高旷”“微妙”“神韵”“哀怨”五种风格，是对词的风格学的有益探索。1957年的时候，高先生还以此思考为基础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所办的内部刊物《青春》上发表《词的形式》一文，结合词的基本形式，再谈词的风格。

《试论高适》。该文着重考证高适生平，阐释高适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高文先生总结指出：

（高适）是一个落拓不羁，尚节义，负济时之略的人物。他的为人和他的诗歌都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他在诗歌里揭露社会矛盾，反映人民疾苦，谴责无能将帅。他的诗歌形式是多样化，艺术特色是魄力雄毅，气骨琅然，直抒胸臆，多慷慨悲壮之音。在创作方法上基本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适在开元、天宝年间就写了许多直接反映战士和农民痛苦的诗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封建盛世的“盛唐”统治阶级就是这样对待人民的。他在诗歌里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视战士若刍狗的罪恶行为，和农民在残酷剥削下的贫困生活。在这里，高适提出了当时的严重问题：尖锐化的阶级矛盾和开边战争。这是高适诗歌的现实意义和人民性的重要方面。此外，像这些以劳动人民（唐代是征兵制，战士即是穿上军衣的农民）疾苦为内容的诗歌，在王、孟集中固然看不到，就在李白诗中也不算多，高适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杜甫遂大量出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高适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以上结论虽无法完全抹去为1960年代主流思想背书的痕迹，但与那时一般的文章相比，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高文先生从人民性角度指出了高适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二是高文先生肯定高适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肯定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色彩，绝非仅仅是时代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融合了自已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所亲身经历的苦难意识。这样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

关于高适的研究，高文先生在“文革”之后还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气质慷慨 魄力雄毅——唐代边塞诗人高适》。与《试论高适》不同，这一篇论文重点考索高适生平和交游，以及高适对边塞诗的贡献，梳理前人对高适诗歌风格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肯定高适诗歌的成就。另外一篇是《论高适、岑参诗——<高适岑参选集>前言》。本文从高适与岑参对边塞诗的贡献入手，从比较的角度介绍各自诗歌特点及其形成过程，指出：“高、岑二人的创作，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其成就都是杰出的。……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边塞诗的高峰，各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唐代的诗坛，而俱臻精诣，不容轩轾。”高先生的论述既是《高适岑参选集》的导读，也是对高适和岑参诗歌创作的独到论述。

《万古云霄杜甫诗——论杜甫的纪行组诗：<发秦州>-<成都府>及杜甫后期思想的形成：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而作》。该文详细阐述杜甫《发秦州》《成都府》组诗写作过程、心态变化、艺术特质，认为杜甫自秦入蜀，生活、思想和诗艺存在同构性：

杜甫自秦入蜀，在生活上是漂泊西南的开始，在思想上也是晚期思想的开始和形成。在这个时期，杜甫经历了继长安十年之后的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严峻的考验。在这个考验中，杜甫的思想也是长安十年的继续而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不仅由于自己的“贫病转零落”的极端痛苦遭遇推广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并由推已及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到舍己为人的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也是一个划阶段的发展变化。环绕这个思想中心，再由于诗人自发同谷县以后的离乡去国日益遥远，因而哀时伤乱、忧国忧民、去国怀乡的感情愈加深沉和笃厚，政治热情更加强烈，和一切消极避世的思想彻底决裂。……因此，我们可以说，自诗人以来，身际困穷，心忧天下，哀鸣战斗，志决身歼，万古云霄，惟有杜甫。

在形式方面，《发秦州》组诗，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有起有结，有精密的布局和巧妙的安排，有内在的联系和前后呼应。其中境界的变化，风格的变化，写作方法的变化，各极其致，而这一切又是那样完美和谐地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它不但有计划地反映了蜀道山川奇险壮丽的真实，而且这一切也都是为了真实地、深刻地反映诗人的精神世界而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在这里，体现出诗人的高度艺术修养和极其谨严的写作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也只有伟大的杜甫始足以当之。

该文的研究角度既新颖又独特，肯定了“诗圣”杜甫所具有的伟大人格、伟大思想和伟大艺术成就。

《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这是一篇短小的发言稿。1978年1月28日，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举行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参加座谈的有院党委领导和中文系部分从事诗歌创作的教师代表。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换学习的心得体会。会后在《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座谈纪要》，纪要记录了龚依群、彭忠厚、朱应离、张予林（应为“张豫林”——伍按）、华钟彦、毕桂发、张振犁、高文、刘溶等老师的发言稿。从发言稿可以看出，其他老师基本上都是围绕毛主席信中所提出的形象思维稍加阐发而已，并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高文先生的发言却别出心裁，扣住毛主席信中“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这一句话展开，指出过去无论是在文学史中，还是在课堂上，一般对李贺的诗都评价偏低，有的甚至认为李贺是消极浪漫主义的作家，对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估计不足。毛主席力排众议，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科学论断，接着具体分析李贺诗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形象思维这样两个特点。看起来似乎不过毛主席“形象思维”论断的一个例证，但发言真正的重心却落在为李贺诗翻案。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能够借助毛主席的论述，大胆地肯定李贺诗歌，这是极具胆识和前瞻性的学术观点。1980年代中期之后，高文先生关于李贺诗的这一看法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

此外高文先生还与何法周先生共同发表《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一文。文章对东晋末期刘裕政权兴起前后的政治状况和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经历和政治态度做了对比，并且对《赠羊长史》和《述洒》展开分析，得出结论：

完全看出陶渊明对晋朝和对刘裕当政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态度。正是这种相反的政治态度，使他在东晋政局已无可挽回的形势下，在长期官与隐的矛盾反复中最后采取了坚决归隐的政治行动。

文章同时反复强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对陶渊明的归隐与政治态度之关系这一由来已久，在“文革”之后又备受重视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1991年程千帆先生曾谈道：“思想政治倾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往往很难把握。要从对作品的反复阅读、体会中去察出其思想倾向。从作品中找材料是浅层次的研究，从阅读作品中察出它的好处，才是深层次的东西。这一方法掌握了，可以终生受益。”从《试论陶渊明的政治倾向》看，高先生是深晓这种方法的。该文引起了同仁的极大关注，为此《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在1978年第4期专门刊发了一组回应和商榷文章，包括王宽行、张如法的《也谈陶测明的政治倾向》、吴云的《从陶渊明的归隐看他的政治态度》、李桦的《陶诗小议》。这些文章有合理的批评，有进一步的探究，也存在不少误解。但无论如何，这些回应说明高先生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是重要而有价值的，乃至到了最近还有学者在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试论王安石<解使事泊棠阴>二首的有关问题》。该文认为，在王安石的诗歌中两首《解使事泊棠阴时三弟皆在京师》诗很少被人关注，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这两首诗却是研究王安石其人的重要作品。文章从解除江东提刑及去官的年月、棠阴的所在地、两诗中流露出的诗人思想动态三个方面展开深入论述考证，从而认为“嘉祐三年是王安石任地方官告一段落的一年，也是他的政治思想成熟的一年，也是研究王安石生平思想动态带有关键性的一年”。这是极具学术张力的一个结论，不唯对研究王安石个人，也对研究整个宋代政治史具有意义。

高文与齐文榜共同发表的《现存最早的一首题画诗》，也充分体现出精到的学术眼光。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现存最早的题画诗是东晋支遁的《咏禅思道人诗》”，据齐文榜先生介绍，这一观点来自高先生的课堂和日常交流。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考索精细，结论重大，因为它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诗画界限与结合的问题，今天文艺理论界关于诗与画的边界、语图关系、图像时代的文学叙事问题仍然绕不过高先生、齐文榜先生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和结论，难怪当年的《文史知识》1992年第9期第77页特地摘要刊发该文，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第1期也全文加以转载。

1991年高文先生为邹同庆、王宗堂主编的《苏轼词编年校注》所作序言，也是立意极高、分析详尽严密、独立成篇的文学论文。在该文中，高先生以自己一贯坚持的“知人论世”方法，考察苏轼词风格形成过程，肯定了苏轼在词史上的崇高地位：

总之，词至苏轼，其体始尊。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不仅超越前人，亦有后人所未及者。雄篇奇制，照耀寰宇，若李杜之于诗歌，韩柳之于文章，蔚为大宗，影响深远。元好问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诚非过言。

此书发行甚广，至2020年已重印9次。高文先生序言，随着本书的不断发行，已经深入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内心。由于各种原因，此书脱稿1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然高文先生并未把自己的序言单独提前发表，此一细节，也足见高先生学术之严谨、人格之高尚。

2.整理出版古代文学作品

整理出版古代文学作品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文革”之后至20世纪末流行的学术方式，高先生晚年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其中，但由于年事已高，高先生一般采取与学生或助手合作的方式进行，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高适岑参选集》。这是高文先生与其学生兼助手王刘纯先生合著的，高适诗由高文先生选注，岑参诗由王刘纯先生选注，全稿由高先生审定把关。该书从高适今存240余首诗中选取129首，从岑参今存400余首诗中选取132首进行注释。以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统一，兼顾不同的内容、体裁和风格，作为选诗标准，其中边塞诗为重点选择对象，力图反映两位诗人的整体创作面貌。按照写作时间为顺序编排，无法确定时间的诗，则附列于后。该书的注释讲究简明扼要，力避烦琐考证，对难解的字词、名物、典故、地名、本事等均作简要注释，并适当注明出处。对于尚有争议的诗作，则作出自己的有理有据的论断。该书1988年纳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从书出版，200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再版。另一本纳入“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丛书的是《柳宗元选集》，1992年出版，2016年再版。这是高先生与其硕士研究生屈光共同选注的一部书。这部选集从1984年着手选注，历时两年多才脱稿。该书共选柳宗元各体诗55首，文43篇，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注释中用典征事，注明出处，参考引用前人有关笺评。以上两本书，在1980、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同类作品中，以注释准确简练著称，读者反响极佳。

《唐文选》。此前已略略介绍过。该书由高文先生和其助手何法周先生共同主编，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姚铉《唐文粹》编排体例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依据唐文发展的历史事实，对其中所出现的题材品类，尽量入选，计所选品类有：奏、疏、表、状，诫、颂、赞、檄，书信、赠序、集序、后记、读后集，传记、史状、史论、专论、解说、叙说、事记、地记、图记，祭文、吊文、碑记、墓志铭、城地铭，辞赋、寓言、游记、杂记，等等。选篇均有作者介绍、作品分析、词句注释等。此书编选所确立的体例、格式以及注释由于是集体工作，有某些不妥当、不恰切处，但总体上学界都给予了积极评价。比如著名学者管锡华教授认为《唐文选》是一本好书，选注者在选文和注释上都下了很大功夫。有两大特点值得肯定：一是抓住了唐文的主线，选文精粹；二是兼顾雅俗，注释简洁明了。总之，为古籍选注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禅诗鉴赏辞典》。这是由高文先生和学生曾广开共同主编的一本中国历代禅诗鉴赏工具书，199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春天，曾广开和吴维平请求高文先生主持编撰一部禅诗鉴赏辞典，但高先生考虑到自己年老体衰，担心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后经协商，高先生应允参加本书的整体规划，撰写前言，具体编撰任务由曾广开、吴河清、杨国安、齐文榜、常萍、李保民等人完成。本书共58万字。收历代禅诗作品600余首，分为禅理、禅境、禅趣三部分，以禅宗兴盛时的唐宋为主，兼顾其他朝代，既照顾源流，又汇集佳作，有文人的禅诗创作，也有僧人谈公案、斗机锋的偈颂作品等。每首入选作品分原诗和鉴赏两部分，鉴赏部分从禅学、美学、文学等角度进行分析鉴赏，以求准确地揭示诗作的佛学意境，引导读者探究佛学内蕴，使读者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领悟禅僧们持六度、修定慧的思想境界。20世纪90年代，人们从对“文革”的反思中脱身而出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饶富机趣的禅宗备受人们喜欢，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应运而生。同时期这类书和文章并不少，比如在高文先生开始编撰此书的同时，199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洪、方广 主编的《中国禅诗鉴赏辞典》。但比较而言，高先生主编的《禅诗鉴赏辞典》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一，高文先生撰写的前言，全文不过10000余字，但却极为精练地叙述了中国禅宗发生史，线索清晰，立论准确，例子随手拈来，观点鲜明而又不失趣味。没有对禅宗文化精深广博的阅读与思考，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第二，本书虽是集体编撰，但编撰者均是学术与艺术修养都较高的学者，撰写的欣赏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唐诗简编》和《全唐诗重编索引》。这是高文先生主持重编全唐诗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最为灿烂的遗产之一。编选唐诗自唐代开始即成文学界和学术界一种自觉行为，但历代选本由于时代和编选者的文化观点、政治立场和审美趣味差异，选诗各有侧重；更由于编者水平、视野不同，误收、漏收等情况比比皆是。以清康熙年间季振宜等在朝廷支持下编纂而成的《全唐诗》为例。该书收罗唐五代350余年的诗歌，成书900卷，载入有传记作家1983人，无考作家353人，合计2246人。规模宏大，称为自唐迄清篇幅最大、影响最广的唐诗全集。但由于该书参编人数有限，编辑时间短暂，因此，虽是巨制，问题不少。所以，民国以来，学界有志之士一方面为康熙御定全唐诗校订补遗，另一方面提出重编全唐诗的新设想。如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闻一多《全唐诗校读法举例》、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都从微观和宏观上提出重编全唐诗的想法。其中闻一多先生心念尤其迫切。据孙望先生回忆，1938年2月11日他与程千帆先生在长沙专程拜访闻先生，战火纷飞之中，闻先生还跟他们畅谈唐诗整理的事情。李嘉言先生深受其师闻一多先生影响，1945年曾就重编唐诗写出草案，1956年12月9日以《改编全唐诗草案》为题刊发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李嘉言先生针对清编《全唐诗》，提出从校订、整理、删汰、补正等四个方面改编全唐诗。而且认为，“应由专门学术机关，聘请专家多人，共同研究之、整理之，则其事虽繁，而其完成之日亦必可预期也”。嘉言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学界共鸣和重视。1957年4月7日汪绍楹于《光明日报》上发表《对“改编全唐诗草案”的补充意见》，就改编全唐诗的来源、小传、校勘、重出和增补作品问题提出补充意见。全国唐诗研究方面专家学者也积极行动起来，著名学者王仲闻、傅璇琮、周勋初、陈尚君等先生都参与其中。1960年10月接受中华书局的委托，李嘉言先生和高文先生共同负责成立“全唐诗校订组”，承担全面整理校订《全唐诗》的任务。但1967年李嘉言先生因病去世，“文革”期间此项工作也不得不停止。“文革”之后，河南大学重启工作，由高文先生负总责，其间完成了《全唐诗简编》《全唐诗重篇索引》《全唐诗诗句索引》等重大工作，为全唐诗重编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全唐诗重篇索引》于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唐诗简编》于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全唐诗重编工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据参与《全唐诗诗句索引》工作的关淑惠回忆：

首先组织了五十位同学，抄写《全唐诗》并提出要求及注意事项，确定自查、复查及交换检查的标准。……共收卡片474000多张。第二步是分编卡片……二十九位同学，将474000多张卡片多次进行分编：第一次按《辞源》的205个偏旁部首挑在一起。第二次是把每个偏旁部首中首字母相同的卡片挑在一起，第三次是将首字相同的诗句卡片第二字相同的挑在一起，第四次是把第三个字相同的诗句卡片挑在一起，……又组织同学，经过严格训练，开始抄写。全部卡片抄录成稿，共计33000页，共装订成110册。作为工具书的索引要求必须精确、全面，使用起来方便。为此，我们组织了教师进行了三次校对，并编制了这部索引字头的笔划和四角号码对照表。

编撰工作从1979年年底开始，至1986年方告竣工，前后历时6年多，工作之细致和繁杂可见一斑。当时担任唐诗研究室主任的高文先生已是70高龄，但仍然“亲自指导，亲自检查质量，督促进度，严格把关”。

傅璇琮先生曾说由于工作需要，他时常翻检高文先生组织编著的《全唐诗重篇索引》，认为做得很细，编排很合理。这是对高先生他们的极大肯定。

对于《全唐诗简编》，高文先生认为它是完成《全唐诗》整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时简编不同于一般选本，它除了精选大家、名家的代表作以外，也注意选录有一定影响的次要作家以及无名氏、仙鬼及梦谣之类的作品，兼收各种体裁，比如一般选本没有的联句之类。该书共收录有名作者550人，连同无名氏、梦谣诗5372首，其中盛唐及元和时期诗歌约占一半。由此看来，虽是简编，规模不小，所费时间和精力也是空前的。该书出版之后，受到国内外唐诗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广泛欢迎，被誉为自《全唐诗》成书以来的近三百年间最具规模和见识的大型唐诗选本，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当时就认为“此书定将取代《唐诗品汇》而风行百世”。著名唐诗研究专家陈尚君教授归纳本书几个突出的贡献：（一）作者小传全部重写；（二）录诗据善本校订；（三）甄辨重出互见诗。肯定该书的考证令人信服。

由于高文先生年事已高，河南大学所参与的全唐诗重编的后续工作由佟培基教授等人主持。2014年，在高文先生逝世14周年之际，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等主编的《全唐五代诗》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九泉之下的高文先生的最好告慰。

（三）小学研究

所谓小学，即研究古代文字训诂、音韵，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一门传统的学问。在高文先生的师承中，小学也是受到高度重视的基本功，如黄侃先生所说：“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高文先生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文字证原举例》。本文刊发于《金陵学报》1935年第2期。文章认为，欲言小学，形、声、义三者缺一不可，古人造字，先有义，然后有声，有声然后有字，文字不过是音义的符号。形、声、义三者都有转变，所以要研究一字的根源，必须三方面结合。《说文解字》就是这一原理的体现，所以研究《说文解字》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以说文证说文，二是以孳乳字互相参证，三是以古书训诂见其会通。文章接着以释尤、 乙一字说、尤失一字说、释六、释冥等为示例，证明所题原理的合理性。文章考释充分，令人信服。该文所形成的原理方法后来也被高文先生运用于其他研究中。

《中国文字教学法之商椎》。该文刊于《金陵学报》1938年第1、2期。文章主张要融合新旧文字学原理和方法，依照循序渐进的方法实施教学，使老师容易教，学生容易学。

《韵文声律举例》。这是一本专著，于1942年11月完成。该书以诗词曲为主，选取经典名作，加以评议，从中发现文学演进的顺序，同时以声韵为例，阐述各体作品的写作方法，说明文学艺术的特点。该书可惜未能正式出版，原稿也无缘见识。但从《金陵文摘》的摘要看，其中的观点已经体现在高文先生后来关于唐诗和苏轼词的文章中。

（四）历史、地理考证

历史、地理考证曾是金陵大学文科强项，高文先生在这一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作为基本方法已经渗透进他所从事的所有研究中。

《汉王入汉中及出定三秦路线考》。该文1938年写作，刊发于《金陵学报》1940年第1期。文章爬剔已有文献记载中的错误，根据汉碑及《水经注》加以订正。

《通济渠-汴河方位考略》。该文刊发于《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由于文献记载失实，历史上对通济渠-汴河的方位有各种误解，高文先生经过严密的考证，认为“古汴水经开封东流，历陈留、杞县、商丘、砀山、萧县至徐州入泗水。泗水东南流历宿迁、泗阳，至淮阴（清江市）东南的角城县入淮。按泗水自徐州以南，元以来，为黄河所占，即今废黄河故道。这是隋以前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的古汴河，与自商丘南改东南流，历酂县、永城，安徽之宿县、灵璧、虹县、临淮直接入淮的汴河（通济渠）是两条水道，方位不同，不宜混淆”。此文考证之精详，充分体现了高文先生一以贯之的严谨学术风格。

《<吴子>真伪考》《<吴子>考补正》。两篇文章均系高文先生与何法周先生合作完成。前者刊发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5期，后者刊发于《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前者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和新出的考古材料，对由来已久的《吴子》真伪问题进行探讨，肯定《吴子》一书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后者则运用大量的史料修正了郭沫若关于《吴子》一书的偏颇观点。以上两篇文章，在《吴子》研究上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合理的视点。

《新编王安石年谱》。该文系高文先生与其公子高启明先生的合作成果，刊发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在编撰《王安石选集》（惜未刊行）及其诗文编年过程中，高文先生发现过去众多王安石年谱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于是钩稽有关史册和宋代文集，反复核订，方成此篇。由于王安石特殊的身份，《新编王安石年谱》对于宋代政治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大有助益。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及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勘误补正》。该文系高文先生与其公子高启明先生的合作成果，刊发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该文认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存在考据失误的地方，如《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关于王安石任江东提点刑狱及被召入朝的时间及某些材料的系年问题，《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在“契丹使北还”的时间及对《孟子》《商鞅》《再用前韵寄蔡天启》等诗的曲解或误解问题。高文、高启明先生通过稽考其诗文及有关资料对以上问题加以订正。文章考辨的虽是某些细节问题，但从学术上讲，对于王安石研究和蔡上翔与李壁著作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浅谈嘉祐中王安石参与议榷茶问题》。该文系高文先生与其公子高启明先生的合作成果，刊发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1975年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出版《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引起学界关注。高文先生和高启明先生在阅读该书时发现邓广铭在叙述王安石嘉祐年间的政绩方面与史实不符，尤其是指认王安石直接参与了议罢榷茶的判断是错误的。该文进行了严肃而翔实的考证，证明王安石并未直接参与议罢榷茶，但非常赞成罢除榷茶法。文章的观点得到邓广铭先生的认同，也使后来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避免陷入误区。

二、高文先生治学特点

综观高文先生的学术研究，既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有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所得出的学术观点往往蕴有真知灼见，启迪后人无数。我们认为高文先生近70年的治学经历中，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工力与巧妙结合

高先生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柳宗元文》，1931年1月发表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上，那正是他从国学研究班结业的时候。文章用文言写成，分小引、文变、总论、分论及诸家评柳议五个部分。小引申明作文目的：“夫评文匪艰，能文维艰。工力由于博学，巧妙存乎寸心，可见而不可即，可赏而不可期，非人力之所能为也。余之于文，所感如是。以下将评柳子之文，故著之于此，以自戒其轻易之习。”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工夫”和“巧妙”。“工夫”是清末乾嘉以来倡导的朴学传统，也是他所师事的三位先生的学术传家宝，即黄侃先生常说的“扎硬寨，打死仗”，反对“杀书头”行为。高先生借作此文以自惕，也以自勉。他此后凡有所论从不高谈阔论，出来的却多是卓见。就以这篇初出茅庐之作而言，虽然五个部分都很短小，也不像规矩的考辨文章那样引经据典，但明显可以看出，每一个判断都是下足了工夫的。比如，总论归纳柳宗元文特点：

子厚才气高奇，综合精裁，虽未克砥节砺行，直道正辞，光华帝典，熙缉民黎，然而能逍遥乎文章之有囿，翱翔乎辞藻之场，金声玉振，寥亮区宇，珪璋内蕴，英华外发。展论则卓万飙迁，与霜月而齐灿；属文则清隽露凝，共高秋而竞爽。思发如潮，辞润如玉，穆肃汪洋，萧机玄尚。或纡徐溶漾，或清秀敷舒，或跱黑沸白，或骇绿纷红。或怪石突怒，鸟厉虎斗之谷；或翠鲜环周，浅碧澄泓之渚。而缭白萦青，山水与云天具（俱）远；微触冥契，物我与万化同归。泠泠之声，响若操琴；怡怡之态，俶若游空。叩之似寂，玩之愈远，响绝韵留，久而弥永。其使予小子怊怅前哲之余徽，想象其所游观，追念徘徊，有不能已于怀者矣。

对柳宗元的文章辞藻、论辩、想象能寥寥数语概括如此到位，没有精深的阅读和全面的把握是无法做出的。自从散文八大家这一概念提出之后，柳宗元文备受重视，也是民国时期教育、出版、研究领域的重点。比如胡怀琛就选注有《柳宗元文》。他在绪言中总结柳文的长处有四点：一是柳宗元的思想很自由；二是他的考订文很好；三是他有很好的寓言；四是他的游记极好。这样的总结看似全面，实际上非常散乱，并不能使读者真正理解柳文的好处。此外，高文先生在文章中对柳宗元和韩愈所秉持的“蒙笑骂而不悔”特立独行的为文精神大加赞赏，其实也是他精研之后的判断。1941年高文用“蒙笑骂而不悔”称赞自己的挚友、早逝的佘贤勋先生，可见并非泛泛而论。这篇文章关于“文变”的观点，在五十多年之后高先生与何法周先生主编的《唐文选》以及高先生与屈光先生主编的《柳宗元选集》的前言中成为核心观点，并再一次得到新时代读者和专家的认同。他用30年时间完成的《汉碑集释》更是工力的集中体现。

碑刻研究虽自清代以来即受学术界的重视，但仍然属于绝学、边缘学科，能进入其中并能以一生经历投入的绝无仅有。一个学者有很多选择和抱负。有的希冀成为包罗万象的大师，有的期盼成为专家，有的看起来仅仅挖掘极小的口子，却做着不小的事业，高文先生算是后者。

但尚工力的同时，高先生也主张巧妙。所谓巧妙其实是学术慧心或才华，它是工力的升华。高妙的观点，惊人的发现，单有工力还是不够，像文学创作一样需要巧妙。比如他在研究中善于抓住细小的问题，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即是学术研究中的巧妙。前述《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避开一般人围绕毛主席信中所提出的形象思维这样大而化之的问题，从“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这句不引人注意的话切入，不仅符合整体讨论的政治要求，更是别出心裁地为李贺诗翻了案，极具学术价值，这就是巧妙。然而这样的选择是建立在高文先生对唐代诗歌精深思考和研究的工力之上的，没有这样的工力，巧妙就会变成学术轻浮和油滑。再如高文先生秉持述而不作的学术态度其实也是巧妙，当行即行，当止即止，既是笔墨经营，也是学术巧妙。《汉碑集释》一般罗列故解，准确则不缠言，如：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曰：“元吾竹房《三十五举》云：‘隶书须是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此语惟是碑（指景君碑——伍按）足以当之。牛真谷云：”隶有篆体，洵知言哉。解此，则可以通其意于天玺三段碑矣。’”文按：此碑用方笔，取纵势，波直之末多尖，《天发神谶碑》亦用此法也。

以翁方纲之述论道出隶书及《景君碑》的书法特点，用“按”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认同，并增添直观感知，读者对《景君碑》的书法便有了全面的了解。再如著名的《乙瑛碑》，当代人基本把它视为书法临摹的必选碑帖，而且一般当作首选。认为它比《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中庸性质，也许高先生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所以他在碑释前的说明中特地引用了杨守敬《平碑记》中的判断，自己则不加一言，但态度朗然，也许，高先生更欣赏《礼器碑》的精劲。凡此种种，惜墨如金，却意思周全，黄侃言“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正是此意。后来学者关于《景君碑》等汉碑不乏长篇大论，然多是样子货，看起来好像下了功夫，于学术并无新意，其中缺少的便是学术巧妙，算是反例。

（二）师承与发展结合

高文先生的老师黄侃曾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日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这些话里面的“不背所本”“恪守师承”“术由师授”等无不在强调师承的重要性。师承首先标识学有所本，其次标识学有所传，再次标识学术风格。学术研究坚守师承能够帮助学者极为便捷地进入学术殿堂，少走弯路，不走歪路。高先生治学秉承了金陵大学老师们尤其是胡翔东、胡小石、黄侃等先生的学术传统、方法和风格。比如胡小石先生继承清代乾嘉学者研究方法，重视调查，讲究实证；在古文字音韵研究上，跳出等韵学范围，从戴东原、钱大昕等声转研究方法受到启发，提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证之”的辩证方法；在古文字研究上，突破传统宗六书为圭臬的藩篱，其书学理论吸收李瑞清以治经方法论书的体系，吸收沈曾植的书学特长，融合南北书流，注意碑帖并重，等等。这些方法在高文先生的著作中有切实的体现。书法界常说高先生的字得小石先生真传，前半生未曾有丝毫背离，也是师承的一个证明。

但黄侃先生强调师承的同时，也指出“学问文章，以高明广大为贵”，“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也就是在师承基础上发展与创新，要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追求。高文先生曾长期在老师们所传授的传统学术范式和方法中浸淫，秉承他那时代学者的基本方法，在小学和考据等方面能下硬功夫，但方法仍显单一。他的《汉碑集释》虽云巨著，但“集释”总体上还是一个资料工作，其基本方法可以用小学、朴学、汉学概括之，总体上仍在古代学的范围，对于现代方法的吸纳稍嫌薄弱。黄侃先生曾反感现代科学方法，谓之“科学之法行，则无自然之文”。但事实上，现代学者使用的科学方法对学术而言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得出的结论相对而言更为准确妥当。比如袁安碑的系年问题。高文先生说“此碑书与《袁敞碑》如出一手，结构宽博，笔划瘦硬，当为一人所书。安卒于和帝永元四年，而碑称孝和皇帝，古知此碑非葬时所立。或因其子敞之葬，同时并立此碑，未可知也”。受方法限制，高先生的结论模糊。但现代图像学方法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谓图像学，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波得·伯克的说法，即“通过细节的分析对图像做出解释”。作为一种艺术研究的方法，图像学的特点在于，将美术作品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中某些环节凝缩的征兆，而进行形式表层之下更为本质内容的揭示和解释。杨频运用这种方法对袁安碑的系年问题进行研究：

笔者在复原袁敞残碑首字时，利用二袁碑书写风格的高度相似性（或互文性），充分运用原石与拓片图像中的界格因素，以“界格定位法”来分析书者的构字规律与空间处理习惯，并尝试在残画的基础上分别复原“敞”与“字”。由上文可知，复原之“敞”字与界格上下左右的空间关系最为合理。而若复原为“字”字则极不协调，其宝盖两垂脚太低，一曲一直，又距离较窄，导致“子”部无法得到舒展，尤其右边垂脚问题最大，与二袁碑书者水准（宽博匀停之书风）判若云泥。……可证，两碑最可能为官方同时同地、由同一批工匠所制。

从这种确定性可以看出作为现代方法的图像学可以补充和提升传统金石学研究。当然高文先生在另外一些方面在保持师承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和创新。比如关于陶渊明诗歌的政治思想研究，杜甫诗歌与其人生经历的同构研究，苏轼词的风格发生史论述，在传统历史方法与知人论世的文艺理论方法中，融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结合、阶级分析等方法，使得论述获得了更为宽阔的知识界面和更为可信的论证力量，得出的结论也更经得起推敲。

师承与发展的特点在高文先生的书法上体现得极其鲜明。孙鹤教授从专业的角度指出，晚年的高文先生笔下已经消解了胡小石书法笔画中那些生硬强直的成分，用笔中实淳厚而又不寡于风采，臻至一种圆通融合、无碍于心的境界。但高先生也非刻意摆脱乃师的面貌，独创新体，而是以学养、阅历、情怀以及对书法精神的深刻透彻的正确领悟，达到一种新的人书一体状态。这种意气庄严、气息通脱、慢正由德、方圆自我、无意于佳的自然状态，处处可循师法之所自，又具羚羊挂角之妙，迹无可寻之像。诚哉斯论！

在金陵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同学和系友中，程千帆先生是特别善于平衡师承与创新关系的，他曾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把文献学与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的著名观点，这是对黄侃先生“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的发展而不是背叛，因为黄先生所谓不接收新理论是厌恶单有理论的发现之学，而非发明之学。他坚信“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然而历史已经证明，黄先生的这些看法实有欠妥之处。所以，程千帆先生认为，在材料文献之上，融入理论，才能真正成就黄先生理想状态的发明之学。与千帆先生常常鲜明地标举师承与创新不同，高文先生很少单独去谈这样的问题，他的师承和发展全在自己的著述中。他的学术不以追新为旨趣，但又纳新于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