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于安澜先生自20世纪3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为我国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事业辛勤耕耘了近70个春秋。先生在音韵、文字、训诂、古典诗词、美术、书法、篆刻诸领域分别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遗产。兹谨为恩师略记小文，以表景仰、怀念之情。

于先生原名海晏，字安澜，大学毕业后渐以字行，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牛屯镇一书香望门之家。他少儿之时就被送进私塾学习。先生自幼聪颖淳朴，博闻强记，加之有这样良好的启蒙教育，故使他在髫龄之年即可熟诵诸子百家，掌握了丰富的古汉语词汇，具备了古体诗文的写作能力。

1920年，于先生考入了闻名豫北的省立汲县中学（今称卫辉市一中）。此时给他们讲国文的教师就是后来的著名学者范文澜。范先生对这位学习努力、才思过人的学生十分赏识，经常把他所做的诗文作为典范装进镜框里，悬挂于教室中陈列，这进一步激发了先生学习国文的浓厚兴致。范老师在讲解文字、词汇之时常给学生穿插文字构形、汉语音韵方面的知识，于对此尤感兴趣，课下曾多次登门请教，范老师总是给予热情指导。此后他渐渐明白：治国学者在于通典籍，通典籍则在于明字辞，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乃国学之基础。由于范老师的启发引导，后来于安澜选择了文字、音韵的治学道路。

于先生在中学时期不仅国文课出类拔萃，其他各科如数学、英语、美术等功课也都名列前茅，表现出他独有的个人志趣及其强烈的求知欲。1924年夏季中学毕业后，先生被免试保送到开封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的前身）深造。

中州大学当时虽在初创阶段，但执教的老师却不乏后来的名家。如文科主任冯友兰先生主讲哲学，郭绍虞先生讲文字学，嵇文甫先生讲诸子，董作宾先生讲古文。安澜先生在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在随堂听课之余，曾先后圈点研读了《说文》、《尔雅》等文字学专著，阅读了梁启超的《要籍解题》、陈钟凡的《韵文通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古典文献导读方面的专著，同时还参考了梁启超、胡适、陈钟凡等名家为大学生所开列的书目，并经常到图书馆检索、博览群书。

于先生圈点《说文》，起点很高，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结合《段注》精读《说文》的时候，更在字形上下了很大功夫，将《说文》540个部首反复背熟于心中，在此基础上再从各部逐一分析文字结构、演化特征，并根据篆文笔法认真摹写小篆字头，直写到得心应手为止。他要求的是字字能讲、能用、能写，旨在过文字关。后来他指导研究生，所采用的仍是这个办法，他常对学生说，汉字有形、有音、有义，皆不可偏废。学习文字乃以字形为主，由字形带动音义。

对一个文字工作者来说，字不但需要认准，还应该写好。正因为这样，于先生早年读书之时，便讲究执笔功夫，其行楷写得极有韵致。自学了《说文》，他又练就了一手精妙典雅的小篆。书写之余，或再尝试以篆法操刀入印。如此环环相扣，互为表里，废寝忘食，兼而得之。不论后来的校园环境如何困顿，总能陶醉在自己的治学天地之中。

1930年冬季，先生从河南大学毕业，受聘于省立信阳第三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后转入省立沁阳第十三中学教国文。1932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学研究所，实现了他致力于国学研究的愿望。

有清以来，从乾嘉学派到章黄学派，几代文字音韵学家通过整理《说文》谐声及先秦韵文（如《诗》韵）资料，大致由传世的《切韵》隋唐音系上溯到先秦古音。唯有汉魏六朝时期的中古音系在音韵学史上跨时久远，一直还是个空白。对此先生在考研前便已着意酝酿，入燕大后即选定“汉魏六朝韵谱”作为自己的主攻课题。

于先生曾就这一课题先后请教过曾在河南大学任过教的语言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刘盼遂和闻宥（闻在宥）先生得到了肯定，他们又都认为汉魏六朝时期作品太多，时间上跨越800余年，这方面任重而道远，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建议暂作其中的一段。他很能领会两位长者对他的关怀好意，但他又感到自己年方壮盛，精力充沛，不能过多计较工作劳苦，只能迎难而上，勇于拼搏，才有可能攀登学术高峰。

他首先把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另外再分别从《昭明文选》《古谣谚》《淮南子》《白虎通》《急就篇》《太玄经》《法言》《世说新语》《文心雕龙》《金石萃编》和《续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图书中补充有关篇目，尽可能地把汉至隋代之间所有的押韵材料搜集齐备；随后又逐一把各种韵文和含有叶韵文章的韵脚摘录到笔记本上。具体办法是先录诗韵，再录辞赋用韵；对每一位作家皆立户头，诗歌题目另行单起，所摘录入韵的字依次排列；凡不同的韵部，上下皆留出空格，以示转韵。这样连续做了一年时间，前后整整记了20大本。及至1934年的春上，所有入韵的字全部录了出来。在此基础上，先生又花了半年时间作韵部的归纳梳理工作。因先生擅长绘画，此时放在他行箧中的画碟、画笔、颜料诸物亦皆派上了用场。先生用不同颜色的画笔先分别钩圈出不同韵部的用字，然后按色聚类抄录，附列韵脚例证，如此下去既醒目易寻，并可一遍区分出韵部。韵部分出之后，再根据作品用字的时代背景划出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汉韵谱”、“魏晋宋韵谱”和“齐梁陈隋韵谱”，从而构成了本专著的核心部分。1934年的下期，先生以这部分多达30万字的初稿作为年度成果报呈给当时的河南省教育厅。经有关专家评审，这次又批下来600元的学术奖金，这是先生在读研期间连续第二年获得省厅的奖励。

为了进一步完善书稿，接下来先生又对韵谱中各韵部与邻韵的分合及各韵部的演变情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对于疑似之间者，再酌加审定，终于在1935年的上期写出了全书的清稿。全书成稿除了核心部分的三个韵谱之外，先生于书前还写有《总叙》，概述了汉语音韵从上古至陈隋的发展沿革情况；又用《韵部分合表》的形式来具体表现汉魏、晋宋、齐梁陈隋这三个时期音韵演变的趋势及其变化特征；书后另有《存疑表》、《校勘表》、《作家地域表》等附录部分，使得全书取材丰富，体大思精，极富创意。就这样，经先生三度春秋，独任其难，掘井开泉，一部全新的构架汉魏六朝中古音韵体系的专著问世了，它从此补充了汉语音韵学全史。先生的这一学术成果当年即受到燕大本校的高度重视。在先生研究生毕业之前，国学研究所特颁发给先生500元学术奖金。该所这次奖励名额共有四名，先生名列第一（消息刊登于北平《晨报》1935年7月的某号）。因该奖金是美国哈佛大学资助的，所以先生亦为本年度哈佛奖学金的获得者。

也就在先生学业期满和大著脱稿之际，当时的北平中华印书局（后来的中华书局）闻讯后即与先生签订出版合约，同年9月始承印付排。该书由著名音韵学家钱玄同先生题写“汉魏六朝韵谱”书名，又有刘盼遂、闻宥及钱先生亲为作序，1936年5月印为三册一函正式发行。

《汉魏六朝韵谱》一书的问世，首先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先生因此而成名。许多著名语言学家如钱玄同、刘盼遂、闻宥、罗常培、王力等先生始则惊异，继而纷纷著文称誉。如北大学术前辈钱玄同教授以信代序云：“忽睹大著，此国音史上最无办法讲述之一段，先生竟竭数载之力，一一为之疏通证明,弟于是始知此段当分为三期。两汉犹近先秦，魏、晋、宋即入新时期，至齐、梁以下，乃与《切韵》大同矣。先生对于古音之贡献，多发前人所未发，弟真欢喜赞叹，莫可名状！”“大著真堪顾、江以来未竟之业矣。”清华刘盼遂教授在序中盛赞道：“以三年之力，专精勤勴，独手成《汉魏六朝韵谱》一书，得三十余万言，参考群籍多数百种，人文之入选者无虑千余家，於呼可谓盛业！”“求其资料周遍，缉撰密察，而褒然鸿帙，盖有未能如安澜是书者也。”“安澜之思精力果，能利用科学之考证法，盖足以起人惊异也。”闻宥先生在序中亦评赞云：“安澜之为此，其思周力果，有为他人所不易逮者。章节之分合，韵部之出入，文字之异同，作者之真赝，研核雠勘，辩论往复，稿草屡易，务当于心而后已。此其艰苦，读者或不尽知之也。”“其所贡献于音学者，固不可以寻常尺寸计也。”1

《汉魏六朝韵谱》一书的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在国内从事汉魏六朝韵系研究的还有清华大学王力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罗常培两家，他们都是同辈学者。王力先生极为钦佩，很快在当年9月发表书评对《汉魏六朝韵谱》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中肯的评价，指出：“这是呆板的工作，同时也是难能可贵的工作。于先生费三年的时间，独立以成此书，其毅力非常人所能及”。2

当时，罗常培在出版前已读过《汉魏六朝韵谱》书稿，闻知中华书局即将出版此书的消息，当即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订购了7部，一时令书局发行人感到振奋。后来罗常培、周祖谟等先生在1958年出版《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册）的时候，更充分肯定了先生的开创之功。清华大学陈寅恪著《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也曾数处引于安澜先生的学说，甚为推重。

先生在燕大读研期间，每当研究工作处在疲惫迷离状态时，总是通过金石书画之趣来调节脑筋，或临池《石鼓文》，或品味吴大澂、罗振玉诸家的篆书，或浏览历代书画典籍。他与当时北平美术界的同仁方介堪、李剑晨等先生往来交流，还先后拜谒了当时的书画名家齐白石、郑午昌、萧谦中、黄宾虹等先生，并分别得到过这些名师的指导和赏识。《汉魏六朝韵谱》一书发行之际，国画家萧谦中先生尤特意为其作画两幅：一幅题为《校书图》，另一幅为《补韵图》。其中《补韵图》上还题有数位知名学者所作的纪念性诗文，诚可谓诗、书、画珠联璧合。

《汉魏六朝韵谱》成功发行之后，书局方面就又拟约于先生再著新书，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先生在美术领域亦有超人的天赋，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原来先生昔日在大学里阅读古代典籍时，即曾处处留意，汇集收罗到历代论画著述篇目数十种，这些曾是他业余学画的一种自修读物。此前国光社曾出版黄宾虹先生主编的《美术丛书》，其中所收论画资料驳杂不备，这使他萌动了编辑《画论丛刊》的念头。此时书局方面既有意与他再度合作，他便提出计划并拿出自己先前已整理出来的有关资料，于是书局责任人很快便对新选题拍了板。

1937年6月，于先生的第二部大著《画论丛刊》一函六册再次在中华印书局出版。《画论丛刊》的问世，可谓美术界的一件大事，当时的圈内知名人士皆众口称道。该书由著名画家齐白石和萧谦中两先生亲为题笺并绘制封面，著名美术史论家余越园先生和著名美术理论家、中华印书局编辑郑午昌分别为该书作序。该书出版后不久，当时客居北平的著名国画大师、美术史论家黄宾虹先生即给予先生“后来居上”的美誉。

1937年，日军大举侵略华北，芦沟桥事件爆发，接着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在沦陷的日子里，于先生滞留北平的心情十分苦闷，他把自己在大学中曾经下功夫圈点过的《说文解字》翻检了出来，根据过去学习《说文解字》的经验，切身感受到这部中国最早的字典对于初学者来说有诸多学习上的不便。一是《说文》中所含冷僻字太多，二是《说文》540部首过于庞杂。为此他立足于实用，有意打破《说文》的编排体例，把原部首按表意相近者类聚在一起，分别以天文、地理、草木、鸟兽、虫鱼、社会制度、言行等门类排比起来；各门类中的字头，再以常用为标准，逐步淘汰生僻者，从而选定4600多字；最后在各字下保存许慎说解，注明构字方式，凡由出土甲骨文、金文可以订正《说文》解说者，亦尽可能予以注出。如此苦心整理数月，终得《说文》之简编本一册，题名为《<说文解字>分类简编》。这是先生在抗战沦陷区动荡之中完成的第一种著作。该书稿由于文字摹写、订补、排印等种种原因所致，后来一直未能够公开出版。长期以来，先生除偶与同行述及斯学，余皆成为他的枕底之秘，此书稿竟已沉寂先生书城中长达60余个春秋。

1942年3月，原省立河南大学在潭头镇改为国立大学，当时的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副主任段凌辰闻知安澜先生回乡，曾发函邀约他前往任教。于先生有志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但因日军加紧军事扫荡，形势仍然严峻，交通不畅不容动身。1945年日本投降后，河南大学于当年年底从宝鸡返回开封，于安澜方应聘于母校，于1946年出任文学院教授。

1948年6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命河南大学迁往苏州，于是于先生又跟随学校举家南迁。在迁徙过程中师生多有失散，一部分教授已另到条件好的上海、南京等地一些高校中谋职。当时先生的学问、书画在江南皆有影响，只要先生点头，很快即可在那边的高校找到合适位置，但他没有这样做。1949年6月，在寓苏一年之后，河大南迁的正副教授由原来的131人流失到61人，3但他还是抱定献身故乡教育事业的志向，欣然随同河大师生返回开封。

1949年9月，安澜先生刚从苏州返回学校不久，便被指名参加由学校70位教授组成的一个研究班，主要是通过政治理论的学习来进行思想改造，持续半年而结业。由于当时学校提倡精简课程，他所学专业一时无用武之地，只能临时做些资料工作，很快便被学校解除了聘约。

1950年夏，于先生前往武昌教育学院任教。至1951年，新乡平原师范学院（今为河南师范大学）建校，他前往应聘被安排在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讲古代汉语和文字学课程。

于先生根据大学生阅读古书的需要，结合自己前半生学习古代文字的体会，广泛搜集摘录古书中有特殊用法的文字。他按照文字形、音、义的特点区分为三编，每编又分若干类；在每字下面依时代远近罗列出辞例，使读者循此可以了解字形演变、声韵通假、词义发展的脉络，从而排除青年人阅读古书的障碍。这样经一年有余而成书稿，题名为《古书文字类编》。这是继《<说文解字>分类简编》之后他又一种关于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

1955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于安澜先生，提出要再版先生的《画论丛刊》。原中华书局所印为函式线装，印数少，且出版后的第二月就抗战爆发，发行量有限。因该书很实用，索购者多，故请他酌加校订，以便推出新版。经先生配合，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7年推出了两卷本的《画论丛刊》，并又分别于1960年、1989年两次再版。香港中华书局也于1978年翻印了此书，继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

1955年8月，教育部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河南师范学院进行调整，河南师范学院本部（原河南大学）定名为开封师范学院，原新乡院部的文科并入到开封师院。按新出台方案的要求，先生于1955年10月重新回到了更名后的母校，从此这里也就成了先生后半生的归宿。

回开封师院中文系后，系里已有教授古代汉语课程的老师。这时系里并没有安排他到教研室执教，而是让他在系资料室坐班。作为一个早已蜚声学坛的大学教授，如今去做资料室的工作，先生对此却是辩证着来看。他权当是系里给他提供一个读书做学问的空间。在当时，社会上和人际间“左”的倾向越来越重。即便是先生严以律己、超然物外、与世无争，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会使先生经常体验到自我检讨、思想汇报乃至接受批判的滋味。先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保持自我，在做好资料室工作之后，还能无怨无悔地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

1963年，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画史丛书》。全书共两函10册，线装打套，丝线装订，绫缎包角，装帧十分考究。4此书的编著前后7易寒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66年文革初期，先生曾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揪出来批斗，他总是以坦然、宽容、开朗的心态乃至必要的诙谐来对待现实。一天被游街批斗后，家人担心其精神上受了刺激，他却戏谑地说：“我们几个人的锣怎么着也敲不到点上，事先如能练习一下就好了。”话毕全家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1968年秋，先生和一批教授被遣送到尉氏县农场劳动，由于路况太差，拖拉机急转向时忽将挂车里的人和物甩出，所幸落在路旁沙土地上无人受伤。当大家还心存余悸时，先生抖掉身上沙土，向当时监管他们的头目风趣地说：“报告队长，有惊无险。”先生的话一时逗起大家会意的笑声。

正是这样，在经过60余年的坎坷人生遭遇之后，进入花甲之年的先生渐渐少了一些书生般的拘谨和叹息，同时则多出几分顽童般的稚气和幽默。他把人生的忧患沧桑都更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是多么希望让活着的人都能够感受更多的纯真、善良和爱心，尽可能化解世间那些无谓的干戈。所以在大批判过后，先生那豁达、谦虚、坦诚、淳朴、坚毅、勤奋的高尚品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甚至包括曾经批判过他的人们，也都日渐成了先生的口碑。更有留心者通过事后追忆，为先生编织了许多耐人回味的轶闻趣事。至今尚在河大校园传为佳话。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10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祖国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目睹眼前的这一切变化，年近八旬的老人于先生十分感慨振奋，他的学识和独特的学人品格更加为广大师生所敬仰。按道理说，此时先生已经到了离休年龄，自己本可以在家坐享清福，颐养天年了。然而此时他对祖国科学的春天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愿把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无私地奉献出来，以报效祖国的振兴大业。于安澜先生赋诗明志云：“岁月如流已霜巅，似食甘蔗根更甜。愿祈天公赐康健，再做老牛七八年。” 遂又重返讲台执教，为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届的大学生讲授文字学。

1982年，于安澜先生的另一部美术史大著《画品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有著名画家刘海粟的题笺，与原来先生编著的《画史丛书》、《画品丛书》是我国画坛上的重要著作，均成为国内美术院校师生的必读书目，也成为广大专业美术工作者及从事艺术理论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1984年，学校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凭藉于先生的学术影响，并与本教研室的赵天吏、张启焕、董希谦等知名教授组成学术带头人团队，通过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硕士授权点的评审，从而建立了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具有招收汉语文字学硕士研究生资格的学术平台。80年代中期前后，先生连续招收了数届研究生。通过先生多年的言传身教，教研室诸位老师的全力配合，为学术界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

于先生对甲骨文研究非常重视，早年他看到罗振玉的甲骨文论著十分感兴趣，遂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曾自学契文。他在《<说文解字>分类简编》中，成功地利用甲骨文、金文订正《说文》的解说，多有新意。他常常对我们弟子们说，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大宗文字资料，今天的汉字就是由殷商文字发展而来的。不一定要求你们成为甲骨文专家，但我们学习汉语史专业的必须要懂得古文字的知识。

1985年，受先生研究志趣的启发，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努力学习甲骨文，掌握了殷商文字的基础知识，尝试着超越《说文解字》，先后写出了五万余字的《商代文字探论》学位论文，初步对以甲骨文为主体的早期文字资料进行了文字结体、文字演化等方面的探讨。于先生对此充分肯定，亲赋诗札，并用精美的行书和蝇头小楷各书写一幅，寄赠给后来在吉林大学读博的我。诗中用“君自总角即向学，尤爱陈编识奇字。河大三年习硕衔，论著精审声誉美。转益多师眼界阔，千里骥足从此起”5的辞句激励我治学。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河南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资深教授，于先生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其学术影响波及海内外，不仅在高校界而且在社会上都有很高的知名度。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国内诸多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先生的各种学术活动亦开始增多。他先后应邀参加了中国训诂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并且担任了中国训诂学会、中国音韵学会、河南省语言学会、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和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

1984年，于先生出任河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先生根据他自己长期在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方面的经验，为学校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规划。他结合自己的治学之道，结合河南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特点，曾经向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及省市有关部门多次提议，希望能发掘利用河南的历史文化资源，着手整理有关古代典籍，为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河南籍文化先哲、艺术名人举行纪念活动。

先生的这些倡议和呼吁后来都分别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相继得到了落实。经先生倡导，近十几年来，河南省先后建成了许慎墓祠及许慎纪念馆、画圣吴道子纪念馆、张衡纪念馆、张仲景纪念馆、花木兰纪念馆等，并相应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学术纪念活动，弘扬了传统文化。

1982年11月，中国训诂学会在苏州召开成立大会，80周岁高龄的于先生作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首先与古汉语教研室主任董希谦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的议题。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积极响应。这次会议之后，先生多次与河南省有关部门领导写信磋商，河南省文物局1983年1月21日曾专门下发“豫文物字（83）第五号函”，通知河南省郾城县及地区文化局做好迎接召开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同年4月，先生与教研室的几位老师亲临许慎故乡，一方面调查采访有关许慎及其后人的遗迹、轶事，同时还向当地人民宣传纪念许慎活动的意义。

1985年4月，在先生的倡议下，由河南省文化厅拨出专款，郾城县组织人力重新修复了许慎墓祠，修复工程包括征地、砌墓、立碑、植柏等内容。在修复的许慎墓前，新立的“重修许慎墓碑记”格外引人注目。该碑是以中国训诂学会、河南省语言学会和郾城县人民政府的名义而立，碑额上的“冠冕千秋”4个大字正是先生用古朴典雅的篆书所书写。碑文上对许慎的缅记，反映出华夏学人在经过深刻的历史变革之后，所焕发出来的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珍重。

1985年4月12日，全国首届“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在开封河南大学隆重开幕。先生和他所在的学校领导、教研室的老师们作为东道主，热情接待了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单位的代表及新闻界人士。与会学者就许慎的生平事迹，《说文解字》研究的历史、方法及展望、文字考释等热点问题进行了4天的学术交流。之后全体与会学者乘车到郾城县许慎墓祠，拜谒了字圣许慎。

先生常说：“古人为文，向重词汇。他们几千年前就懂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和‘辞达而已矣’的道理，十分重视辞藻的学习。所以历代官府都组织编纂如《初学记》、《艺文类聚》、《渊鉴类函》以及《世类统编》、《幼学故事琼林》等类书，但这些书的编辑方法多不便今日使用。”有鉴于此，先生早在抗战之初客居北平汇文中学教书时，就曾尝试编纂《词汇手册》，目的是为年轻人学习古代汉语提供方便。大学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之后，先生发表《漫谈古代的名言隽语》，提出：“语文工作者要整理语言遗产，丰富人们的语汇，激发人们的天才灵感，提高人们巧妙使用祖国语言的能力。”6将语言艺术视之为值得深入全面地加以发掘、整理、研究的民族文化之瑰宝。1984年先生申报了名为《历代典范语言类编》的课题，并于当年立项。经过先生和我们课题组成员连续3年的努力，该课题于1987年脱稿并结项。

20世纪80年代，先生虽然年事日高，但此时显然是他一生漫长治学生涯中又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此诚可谓“霜叶红于二月花”。继出版《画品丛书》、主编《历代典范语言类编》之后，先生又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另外三部学术专著。

早年的《汉魏六朝韵谱》由于是旧式线装，发行量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学人已经很少见到。该书曾于1970年经日本东京汲古书院翻印出版，不久即告售缺。随后香港、北京、上海诸方面亦分别转告于先生有重印之意。为了保证质量，先生婉言谢绝，坚持要修订后再予以付梓。为此又订正了原书中韵部归属有问题的字，并将各部入韵字按其在《广韵》中所属部的次序重新排列，各部中的入韵字再按不同声首进行编排。修订稿仍按照原书体例，于1989年5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先生在新乡平原师院任教时，因感当时的学生古文基础薄弱，便结合古汉语教学，从古代典籍中钩稽400多个疑难文字分类例释，成稿后题为《古书文字类编》。由于种种原因，除有部分样稿曾经刻版油印给学生外，书稿沉没在先生书房中长达40年之久。文革后先生着手修订，更名为《古书文字易解》，为精益求精，不断增补修改，直到1991年方把成稿正式送交给河南大学出版社排印出版。

1933年先生在读研究生时上报给河南省教育厅并获得甲等奖学金的《诗学总论》，是一部有关诗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可惜竟整整积于先生案头达60个春秋。1992年经先生对书稿做过修订补正，更名为《诗学辑要》，赵朴初为之题笺，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

在《诗学辑要》出版的当年，正值先生90周岁华诞。先生一向质朴无华，不讲排场，对于自己的生日从不予关注。昔日每逢先生生日大庆之年，系里都要酝酿为先生祝寿之事，皆被先生谢绝。这次有关领导反复商议，认为先生的90大寿一定要祝贺，最后商定在河南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召开“于安澜先生学术研讨会”。1992年9月26日，“于安澜先生学术研讨会”在中文系会议室隆重召开。会议由当时的中文系古汉语教研室主任董希谦教授主持，部分校系领导及教师代表，河南省及开封市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省委统战部、文联、兄弟院校、九三学社、河南大学校友会等单位的领导、知名专家学者代表及新闻界人士6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尽抒情怀，对先生渊博的学识、丰硕的成果、高尚的人品及治学特色进行了深入探讨。开封市书法艺术界同仁鸣乐送来朱红大匾，上面精心镌刻有“惠及华夏”四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全体与会者对先生的敬慕之情。

1997年5月作者在于先生的书房中

1993年初秋，先生患了一场大病。因西医久治无效，家人为他请来了民间中医。经过半年多的中医治疗，先生的病情竟奇迹般地日渐好转。但此次大病过后，先生已大伤元气，身体状况远不如从前。1999年6月，先生病情复发，医治无效，不幸于1999年8月16日12时40分病逝，享年98岁。先生去世后，家人清理出他1994至1997年间尚未完成的部分学术文稿，说明先生九旬过后，在精力、体力不佳的情况下，他还在默默地耕耘着。

（王蕴智起草纪念于先生百年诞辰报告手迹样页）

注释：

1.钱玄同：《汉魏六朝韵谱·序》，《汉魏六朝韵谱》，北京，中华印书局，1936年5月。

2.王力：《评〈汉魏六朝韵谱〉》，载1936年9月17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

3.河南大学校史馆：《河南大学校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242页，2002年1月。

4.1970年，台湾有关方面曾经翻印出版《画史丛书》。该书出版后不久，日本方面也翻译出版了该书与《画论丛刊》的精装本。1984年，上海美术社遵从先生的意见，为方便读者，又出版了《画史丛书》5册平装本。

5.于安澜：《古风一首赠蕴智》，载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后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

6.于安澜：《漫谈古代的名言隽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此文来源河南大学文学院微信公众号“我在河大读中文”）